原标题：从“化危为机”中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

　　面对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和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公开场合明确指出当前经济“要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回顾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始终能够化压力为动力、化危机为转机，推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并在这一实践进程中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经济建设中练就“化危为机”的过硬本领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危机并存的各个重要节点中，中国共产党始终能够以一系列关键性举措，在打通堵点、攻克难点的同时，开拓局面、探寻新机，练就了领导经济建设“化危为机”的过硬本领。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为应付“经济过热”采取的一系列紧缩投资举措造成GDP增速骤然下降，党中央领导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扩大各类生产组织经营自主权和提高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具体举措，有力刺激了这一时期的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使紧缩措施退却之后的国民经济在很短时间内呈现出强力增长的态势。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面对“价格闯关”失败引发的国内经济震荡，以及一些西方国家对华经济制裁的内外压力，在经济增速明显放缓、改革开放遭受质疑的重大历史节点，邓小平发表的“南巡讲话”与党的十四大的胜利召开，坚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方向，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党中央围绕吸收引进外资与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举措，为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基本态势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上世纪90年代末，面对国有企业等存量领域改革引发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激增，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所综合引致的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党中央领导推动宏观经济政策从“适度从紧”及时转向“积极有限扩张”。通过推动住房制度改革，在实现住房商品化、市场化的过程中不仅消化了前期过剩的国内基建产能，同时也充分释放了庞大的国内消费能力，疏通了国民经济的内循环。与此同时，通过为以跨国公司为主的大规模外资引入提供优惠政策，推动国内部分地区和行业快速融入全球产业链分工，并依靠发挥比较优势逐步建立起高度专业化的中间产品市场，为打通国民经济外循环创造了必要条件。

　　在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与迅速蔓延的2008-2009年间，面对全球贸易订单锐减对国内进出口行业的巨大冲击及由金融危机联动引发的实体经济震荡，党中央领导出台了一系列旨在实现稳增长、保就业的一系列财政货币政策，通过强有力的逆周期调控，在短期内有效遏制了由前期高速增长迅速滑向断崖式下跌的发展态势，不仅对拉动全社会投资、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和稳定市场信心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后续中国经济在中长期内的“增速换挡”预留了空间和余地。

　　中国共产党在“化危为机”中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正是凭借着“化危为机”的过硬本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经济建设中得以披荆斩棘、不畏风浪，不仅为改革的持续推进与经济的快速增长保驾护航，更在“化危为机”的过程中成为推动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定海神针”。

　　经过三十余年的持续高速增长，急速飞驰的中国经济在积攒形成庞大体量的背后，暗藏着结构性失衡、创新驱动不足等系统性风险和危机。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经济发展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的基本特征，作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论断。

　　为解决经济运行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党中央明确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指引，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重点解决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以及金融和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失衡等重大结构性失衡问题。对此，党中央将防控金融风险作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重点，坚持以结构性去杠杆为基本思路，着力落实金融改革方案，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违规金融活动，不断加强薄弱环节监管制度建设，逐步健全标本兼治的长效机制。在此基础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得到明显提升，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重大成效。与此同时，面对前期刺激政策积累形成的债务风险点，党中央坚持做好去杠杆工作，防控债务风险，通过分部门、分债务类型提出不同要求，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实现了宏观杠杆率的稳定和逐步下降。此外，面对之前一段时期炒房投机行为的日趋泛滥所引发的房地产泡沫化风险，党中央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推进住房制度改革和长效机制建设，多措并举控制房地产风险的蔓延扩大。

　　随着一系列“化风险”举措的精准出台与扎实落地，近年来国民经济中的主要结构性指标得到明显改观，在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大而不强”“臃肿虚胖体弱”的问题正得到实质性改善。

　　中国共产党正是在领导经济建设“化危为机”的过程中，顶住了近年来经济持续下行的巨大压力，在始终保持经济增长位于合理区间的同时，以结构性改革不断推动中国经济提质增效，不仅强有力地回应了国内外一些唱衰中国经济的声音，也以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的优异成绩凸显了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这些成就的取得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化危为机”中推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卓越领导能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化危为机”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经济建设过程中所不断积累的“化危为机”的历史经验，充分印证了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领导和驾驭能力越来越强，在化解危机中持续推动经济稳定增长的能力日益提升。

　　一是坚持党对经济建设工作的领导，不断改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坚持党对经济建设的领导，不是要求党在经济工作领域事无巨细、包打天下，关键的落脚点在于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和要求，建立并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不断提高党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权主要表现在综合研判经济形势、科学谋划顶层设计、确定改革和发展的目标要求，以及对重大生产力布局和重大项目建设进行系统规划等。其中，以“五年规划”为代表的中长期规划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路线图，就是按照在工程设计中构建四梁八柱的形式，明确党在一定阶段和时期内领导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和目标，确保各项经济工作按照既定的轨道推进，最大限度避免经济改革与发展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与此同时，通过定期召开工作会议，针对经济发展大局大势进行分析研判，特别是围绕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民经济发展成立的各种“领导小组”和“专项小组”，能够在最大限度地发挥党领导经济工作“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作用的同时，充分确保相机抉择、专事专办，保证党在领导经济建设中始终处于定基调、把方向、谋大局、促改革的高位。

　　二是坚持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决定力量，在尊重人民意愿和首创精神的基础上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共产党得以在领导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不断“化危为机”，关键在于党始终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党宗旨，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党的群众路线，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无论是解决温饱问题，还是稳定物价水平；无论是促进就业创业，还是保障改善民生，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美好生活需要作为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价值指向，真正意义上践行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是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得以不断凝聚人民群众的磅礴伟力。与此同时，在领导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善于从广大基层汲取智慧，在问计于民中得计于民，不断破解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难题。

　　三是坚持在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基础上，与时俱进推动党的经济理论创新。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牢牢把握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及其变化，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一中心，联系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把脉经济规律，是中国共产党得以在领导经济建设中“化危为机”的重要经验。正是认识到经济发展是一个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相对于特定时期内的高速增长而言，周期性的起伏涨落是经济发展的常态，中国共产党得以在“危”“机”并存的局面下审时度势谋篇布局，在准确研判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及时作出调整，通过科学制定经济发展目标和战略赢得主动。与此同时，面对政府与市场等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以及在领导经济建设中遇到的新事物和新现象，中国共产党善于在“边干边学”中不断总结经验、推进理论提升，以系统化的理论成果作为党领导经济建设的实践指南，从而使与时俱进的经济理论的创新成为“化危为机”的制胜法宝。

　　四是坚持把经济改革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增强韧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所取得的一系列显著成就，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地领导经济领域各项体制机制改革的稳步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济改革，实质是通过变革现有生产关系中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部分和环节，打通经济运行的堵点、解决经济发展的难点，化解已经显现激化或正在潜伏酝酿的各种风险点。因此，改革绝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问题倒逼”的权宜之计，而是在领导经济建设通盘全局中推动实现“化危为机”的关键一招。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着力推进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是使日趋成熟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国民经济遭受诸如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外部强力冲击时，能够承载住更大压力，真正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集中发挥彰显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

　　（作者：刘洋，吉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冯靖哲，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