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更好发挥企业在创新创造中的主体作用

　　6月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举行，科技部、中科院、工程院、中国科协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科技强国”有关情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重大进步。为探寻中国特色自主创新之路，光明网推出解码“中国特色自主创新”系列访谈，专访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陈宪，探讨如何发挥中国独特优势，更好激发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作用。

　　从模仿创新、集成创新，再到自主创新——发展中国家的科技进步之路

　　光明网：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被西方国家认为 “非常擅长照搬甚至剽窃西方的东西，组织动员能力强，会动用大量的人力去做事，但不会创新”，您怎么理解这一刻板偏见？

　　陈宪：首先，关于一些“中国一直都是照搬剽窃”的说法，大都是带有恶意的情绪化表达。世界上有很多已经过了保护期的授权专利技术，发展中国家利用这些技术或包含这些技术的产品，结合需求的变化，进行模仿创新，完全是合理合规合法的。二战后日本、德国在经济复兴阶段也用过类似的方式。此外，许多军工技术转向民用，也是采用模仿创新的方式。从模仿创新为主到集成创新为主，再到原始创新为主，是一种创新演化的逻辑，也是一种创新实践的道路。这种逻辑和道路在发展中国家是很典型的。模仿创新中也有研究开发，也可能结合了原始创新。中国目前正处于集成创新为主到原始创新为主的过渡阶段，许多集成创新正在催生中国自身的原始创新。

　　其次，由于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模仿创新的产品批量就比较大，就产生了你刚才说的，组织动员能力强，会动用大量的人力去做事。这应该是一个已经过时的印象。中国超大规模经济体的优势现在恰恰是中国自主创新的一种原动力。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将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更多机会。

　　当然，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是逐步提高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知识产权战略实施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推动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完善更加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让一切创新成果受到尊重和保护。

　　创新就是试错，要探索建立创新试错成本共担机制

　　光明网：很多学者表示，中西方的创新路径有很大不同，您怎么看这一点？从中西方创新道路的对比中能得出什么样的经验？

　　陈宪：我认为，中西方的创新路径并没有根本的不同，或者很大的不同。这是因为，创新的本质在任何国家是一样的。创新的本质是试错，对未知事物的试错，试错为对的概率很低，即成功率很低。而且，创新者要对试错结果负责。本质决定了路径。一般认为，创新分为企业家创新，即熊彼特创新，主要是在经济活动中的创新，要素组合的不断革命、不断变化；还有科学家、工程师的创新，即发现和发明。企业家的要素重组是试错，科学家、工程师的发现和发明也都是试错。熊彼特对创新的定义是形成新的生产函数，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经常是革命性甚至破坏性的重新组合。哪种生产要素重组可以获得成功，只有靠企业家不断试错才能得出结论。无论是企业家的创新，还是科学研究的发现、技术研发的发明，这在中国和其他国家是没有什么不同的。我们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质上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去试错，获得更多的创新成果；我们优化创新和产业生态，就是要不断提高创新的成功率。

　　在试错过程中主体具有较强的主观能动性。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有利于更大力度激活创新资源、激励创新活动，让创新源泉充分涌流。就创新的生态来说，一方面，创新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在科技创新投资中包含不可避免的试错成本即风险，且投入往往是巨大的。企业家是领导者，科学家和工程师是实际从事创新活动的，投资家是出钱的，每种角色在创新活动中都必不可少。所以，怎么正确认识各个角色的作用，并营造企业家、科学家和工程师敢于善于试错的氛围和环境，对于创新来说是首要的。西方国家在这方面比较成熟了。我国也要充分参考西方国家的经验，政府在建立试错容错机制，营造鼓励创新的社会环境的同时，要将创新试错的成本更多地交给企业和市场来承担，壮大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投资家等创新主体，由市场来选择哪一项创新是真正有价值的创新。市场擅长高效配置各方资源，更能够以客观的淘汰机制，筛选出更具资本价值、社会价值和科技前景的创新项目。

　　另一方面，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创新热情高低，取决于多种因素，但创新文化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硅谷是美国科技创新最典型的代表，像“硅谷”这样创新活动比较集中的地方，往往会有一个比较有利于创新的区域亚文化。中国也不乏这样的地区，如深圳就被认为是“创新之城”，经济特区的独特优势，促使其加快形成推动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作为一座移民聚集的城市，其特有的移民文化带来的冒险精神和自力更生思想，对于形成创业创新生态，也有着难以复制的独特优势。可见，创新文化的形成受多种因素影响，中美都有好的创新文化，这样的创新文化形成有相似的特点，如企业家精神、移民、务实、独立自主等，中国也并不缺少创新型代表城市、不缺乏创新精神。

　　超大规模经济体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是我们实现创新发展的两大优势

　　光明网：我们也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令人惊叹的一个个科技奇迹产生，如“新四大发明”、5G、人工智能、量子计算，中国在创新领域追赶可以说实现了一个“逆袭”，您认为这背后的深层密码究竟是什么？

　　陈宪：第一个方面就是我国具有超大规模经济体的优势，这是在巨大的市场需求的支撑下发展起来的。我们都知道，很多好的成果都是在市场需求驱动下做出来的。正是因为有了中国庞大国内市场的支撑，华为、中兴等通讯设备企业得以进行大规模的研发投入，人工智能的很多应用场景，如机器翻译、图像、人脸识别等得以不断扩展落地。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是中国经济走上创新之路的一个坚实基础，正是有了这个基础，我们的创新型企业才有了更加广阔的舞台，创新和创意才有了更广大的应用场景。

　　第二个方面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我们在科技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于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法宝的合理运用。

　　第三个方面是通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也有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和“独角兽”企业，使我们有能力做高水平的前沿研究。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需要更加突出企业的主体地位

　　光明网：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十四五”时期以及更长时期的发展对加快科技创新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您认为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我国如何进一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陈宪：在谈具体举措之前，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问题：企业才是创新的主体，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也是创新成果的使用者、受益者。因此，要更加突出企业的主体地位。这将是创新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模式。

　　我认为，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既有思想、想法，又能动手的高水平创新型人才，把增强学生的创新精神、提高创新能力作为高水平大学建设的工作主线，将优秀的创新型人才输送到企业中，这是高水平大学的首要任务。完善科技治理体系，就是要围绕科技创新体系中企业和大学这两个基本主体的定位，为企业和大学创造好的环境。

　　当前面对疫情和大变局冲击，很多中小企业在创新甚至于维系生存上显得力不从心。政府如何作为就显得比较重要。因为过去对创新活动缺乏系统思维和有机组织，体制机制障碍重重，政府配置的创新资源较为分散。为了更好地发挥政府有限的创新资源的作用，建议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更多引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手段，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效益。其中，比较好的办法是建立母基金，尤其是以市场化方式设立创新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母基金在汇聚政府和社会资本、改善行业结构和治理水平、引领投资方向和价值观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优化科技创新类引导基金使用，有利于引导更多的社会资本聚焦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进一步合理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增强原始创新策源能力，推动更多具有重大价值的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光明网记者刘梦甜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