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期伊始，深圳大鹏新区葵涌二小英语教师袁老师却无法返回工作了11年的教师岗位，她与另外7名临聘老师于7月10日被学校以投票淘汰制的方式表决后解聘。校方与大鹏新区对解聘的决定表示无奈，并称由于执行控制临聘教师比例的相关规定，深圳市有数百名临聘教师在此轮整顿中被解聘。

　　临聘老师，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步优胜劣汰也是一个趋势。从相关制度规定的角度讲，具备一定的公正性，“考编”看上去合情合理、公平公正，既给了出路，也留有退路，不能说是“绝情”。然而，站在被解聘老师角度看，自己把青春与智慧奉献在深圳这片改革的热土，到头来因为考不进编制而落选，确实有点不近人情。

　　解决临聘老师问题需寻求“最大公约数”。或许，任何制度规定都不能令每个人满意，但总要让更多的人满意。“考编”不是不能用，可也不能成为“唯一”，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从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出发，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编制不能束缚改革的步伐。事业编制有着计划经济年代的痕迹，是身份的“护身符”，是待遇的“保险箱”，甚至是权利的“制高点”，在长期使用过程中，早已蒙上“灰尘”，甚至成为“藏污纳垢”的处所。

　　见微知著，临聘老师的困境也是改革的困惑，“改革由问题倒逼而产生”。《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于是2014年7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搭起PK台，让“聘用制”挑战“事业编”，让“聘用制”覆盖“临时工”。资料显示，我国现有事业单位111万个，事业编制3153万人。唯有让《条例》成为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法治动力”，从体制上冲破身份界限，让聘用制成为主流与主体，可以更好地让事业单位回归公共服务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