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道根研究员在2019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上海班）的演讲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走向民族解放和独立。经过多年，这些国家经济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真正走向发达经济的并不是很多。一个国家要赶超，要有经济的起飞，要有大规模、长时间的投资、建设与发展。而且，国家越大，需要发展的时间就越长。

　　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年，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把优先发展重工业、实施工业化战略放在突出位置，逐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但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依然不高，经济结构也不是完全合理。加之其他因素，我们没能抓住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的机遇。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启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变革，才抓住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实现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这在世界经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邓小平同志强调，要搞建设，就要学习国际的先进经验，就要实行改革开放，就要改革党和国家管理体制，特别是经济管理体制，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由此，我们开始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步入大建设、大发展、大跨越的历史轨道。

　　作为人口最多、贫困人口较多、经济底子薄弱的一个大国，中国获得了4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创造了世人瞩目的“中国奇迹”，原因何在？这里，我愿意和大家分享一些观察和思考。

　　经过40多年发展，培育出全球数量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从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中国有很多仁人志士希望救亡图存，挽救自己的国家。为此，他们作出了一系列尝试，但大部分都失败了。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浴血奋斗，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个国家只有独立后，才能真正抓发展、搞建设。但是，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工业化举步维艰。我们还是克服了重重困难，举全国之力建立起初步的工业体系，为后来发展奠定了基础。

　　真正大规模的持续发展建设，要到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以来，在1979年到2018年这40年间，中国经济保持了9.5%的年均增长速度，占全球GDP的份额从1.8%上升到16%。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跟美国的GDP总量差距在不断缩小。去年，中国的GDP总量突破90万亿元，稳居全球第二。

　　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制造国家，制造业的份额占全球的1/4；同时，中国还是全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中国近40年来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不低于经济增长率，培育出全球数量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同时，每年减少农村极端贫困人口1000多万，有7亿多人脱离绝对贫困状态。

　　1978年，中国人均GDP仅为385元，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如印度。当时，印度的人均GDP水平是中国的3倍左右。到了2018年，中国人均GDP突破6万元，接近1万美元。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一个后发赶超、跨越式发展的奇迹。

　　当然，类似的经济增长奇迹并非只发生在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亚国家尤其是日本、韩国等也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比如，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有20年的时间保持了年均9%的经济增长速度，并由此一举跨入发达国家行列；韩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也实现了9%的年均增长速度。

　　但是，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没有这么幸运，不少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没能抓住和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

　　通过大幅度降低制度和交易成本，激发全社会的创造力

　　有人也许要问，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在改革开放后保持40年增长？一个国家的经济有这么快的增长，一定是有原因的。不仅是中国国内学者，很多国际学者也都在研究，并提出了不少说法。

　　有专家认为，中国经济能够快速增长，是因为中国人口多、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可以说拥有劳动力无限供给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因此，国际产业愿意转移到中国来，中国生产的商品也能够保证物美价廉，出口有很大优势。

　　有人认为，中国人吃苦耐劳，很节俭，又比较注意投资、储蓄。只要有生意做就把钱投进去，比较适合经商办企业、开厂办实业。所以，中国经济可以持续发展。

　　还有人提出，中国人口多，地大物博，市场需求大。经济学有个原理，生产决定消费，反过来说消费也决定生产。没有购买，哪有生产呢？发展需求强烈、空间广大、回旋余地与发展韧性足，使得中国有保持长期高速增长的潜力。

　　还有一种说法，可能大家经常听到的，那就是中国有制度优势，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力地推动了“后发赶超”，等等。

　　这些看法都有道理，但又不完全对。

　　比如，作为发展中人口大国，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一直丰富，但为什么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欠发达的贫困大国？中国人能吃苦耐劳、很节俭、重储蓄，但为什么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人依然受穷？

　　又如，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的一个独特优势，但传统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也有这个优势，而且可能还更强，那为什么我们一度面临商品短缺、供不应求及经济发展波动大、效益不高等问题呢？

　　可见，一个国家的人口、资源、环境、历史文化等有自己的特色、特长是必然的。但是，有特色、有特长并不必然决定一国经济能够长期快速发展，也不一定意味着就能迈上现代化台阶。决定一国发展的关键是经济制度、发展战略与政策。其中，制度、战略、政策能否持续激发人的创新、创造活力与动力至关重要。

　　改革开放根本上是制度创新，通过大幅度降低制度成本、交易成本，不断扩大人的经济自由、拓宽创业渠道，从而激发了全社会的创造力与干劲。

　　为什么改革开放前中国城乡劳动力更廉价，但我们没有看到遍地的“中国制造”？根本在于具体制度的竞争力不强，束缚了人的思想和行动，不能激励创新。

　　坦率地讲，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发展有成功经验，也有重大挫折和深刻教训。特别是后期问题很大，主要原因在于经济体制、发展战略与经济政策选择不对路。当然，也脱不开当时国际、国内的大环境、大背景，脱离不了数千年历史传统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总之，一个国家的制度只有适合这个国家的发展，能够激励这个国家的人民努力奋斗，能够让每一个人的创造活力得到发挥，能够给更多的人改善和发展自我的机会，才能真正推动这个国家的发展。

　　推进市场化、国际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大力发展生产力

　　进一步来看，改革开放的中国是如何进行经济建设的呢？实际上可概括为“四个路径”或者说“四种办法”，那就是紧紧抓住市场化、国际化、工业化、城市化，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第一，坚持推进市场化。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经济体制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后做的第一件重要事情，就是推进市场化、逐步放开放活市场交易、放宽对多种产权的严格控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照抄照搬别国的制度办法，既不是“华盛顿共识”的西化和私有化，也没拷贝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模式。我们立足国情、根据实际，着力解决不发展的问题、人民不满意的问题，探索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比如，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也就是通常讲的包产到户，实际上是通过承包合约，在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受触动的情况下，正式确立了农民对耕种土地的使用权、支配权和部分收益权。这就突破了以往那种公有制和私有制绝对对立的理论与教条。

　　在此基础上，给人们经济自由，让市场配置资源要素，农民得以自主耕种土地、自由创办乡镇企业、自由到城市务工。这进一步突破了以往那种计划和市场绝对对立的僵化教条。

　　第二，坚持推进国际化。

　　新中国建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封锁围堵中国，中国只能自力更生，不得不建立自我相对封闭的经济体系。

　　改革开放就是向全世界开放、向所有国家开放，用对外开放倒逼自身改革。我们先从毗邻港澳的沿海地区搞开放，搞“三来一补”加工贸易；然后，建立经济特区，实行沿海城市和沿海省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全方位开放。

　　40年来，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超过2万亿美元，不仅解决了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资本短缺问题，而且学会了运用世界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国际通行规则和惯例。

　　第三，坚持推进工业化。

　　工业化是现代经济的引擎。作为人口占世界1/5的大国，中国必须要有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不可能像一些国家那样有几个支柱产业、优势行业就可以了。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统筹各种资源、资金、生产要素，优先发展重工业，但轻工业、纺织工业、食品工业、家用电器等日用消费品工业化有所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为生产而生产转向为消费而生产，从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向优先发展消费品工业。轻纺工业等消费品工业是劳动密集型工业，既能吸纳大量闲置劳动力就业，又能替代进口解决了日用消费品短缺问题。

　　同时，中国积极融入全球产业分工协作体系。从工业体系完整度来看，中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成为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第四，坚持推进城市化。

　　1978年，中国农村人口占比81.8%。到2018年，中国常住城市人口达到59.58%，大量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同时，中国有7.6亿农村人口摆脱了绝对贫困。当前，中国正在实行精准扶贫，目标是到2020年所有农村人口都脱离贫困。

　　随着城市化步伐加快，一大批新兴城市和有影响力的城市群正由东南向西北、由沿海向内地拓展。2018年，中国超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近100个。在城市群的带动、辐射下，中小城市快速增长，人口在50万至100万的城市超过110个，大中小城市体系不断完善。

　　对照国际最高标准，经济体制改革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如今，中国发展站在了新的起点上，未来还将面临不少挑战。

　　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已是全球第二，但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城市和农村之间还存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比如上海和贵州，2018年上海的人均GDP是13.5万元，贵州的人均GDP是4.12万元。收入分配差距也不小，尤其体现在地区差距、人均收入差距上。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46。按照经济学原理，0.2以下视为收入绝对平均，0.2至0.3视为收入比较平均，0.3至0.4视为收入相对合理，0.4至0.5视为收入差距较大。可见，中国还处在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范畴之内。

　　下一步，中国的发展还需坚持推动“四个化”，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学习一切有益于发展的知识、技术、管理、制度。

　　就市场化而言，客观上我们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还没有达到国际一流的市场化水平。也就是说，我们离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差距。对照这一目标，怎么样更好地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怎么样让民营企业更好发展，怎么样让企业之间有更多良性竞争，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破解。

　　同时，推进国际化也有更多开放的空间。比如关税，2017年中国的平均关税水平已降到9%以下。但与很多国家相比，特别是跟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有一定差距。

　　有差距也是好事，差距就是潜力。比如，我们的劳动生产率低就有很大上升的空间。中国地大物博，各地发展状况也不一样，这恰恰给了我们内部产业梯度转移的空间。

　　就此而言，下一步中国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向现代化强国迈进，可以做的事还有很多。总的来看，一个更加开放、更加繁荣、更加包容、更加友好的中国，必将给世界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整理人：王珍 王琪莹）

　　（张道根 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理事长、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