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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民魂是最可宝贵的
——甲午战争之败的国民性反思
刘新如//www.workercn.cn2014-07-29来源: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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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塑造了全新的国民意识、国民精神。在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下,中国从五千年王朝之“天下”,成为亿万人民之“国家”,由此演绎了波澜壮阔的现代转型,造就了震古烁今的历史传奇。

  国民意识的培塑,国民素质的提高,不是一蹴而就或一劳永逸的。当今世界国家和地区间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的素质的竞争。因此,人的现代化“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的副产品,而是其成功的先决条件”。没有人本身的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必将陷入困境;而人的现代化的根本,就在于提高国民素质特别是国民意识,并逐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这正是今天重新触摸甲午战争的历史伤痕,我们应当从中获得的深刻启迪。

  关键词 信仰

  一个国家、民族的强大,不能没有共同的精神支柱

  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对取胜“天朝上国”并无多大把握,最终下定开战的决心,有一份情报起了重要作用。

  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在中国潜伏多年的基础上,向天皇提交了一份详尽的奏章《中国大势之倾向》,直指大清国的“软肋”——“人心腐败”。奏章分析认为,中国的腐败并非只是官场独有,而是全民丧失信仰,“朝野滔滔,拜金风靡”“人心腐败已达极点”。“察一国,如同察一人,先洞察其心腹,然后其形体……近清国之外形虽日新月异,实是一虚肿之人,元气委靡,不堪一击”。这位王牌间谍还引用孟子的话为中国下了断语:“上下交征利,则国危”。

  小太郎此论分析之透彻、认识之深刻,可谓切中要害,放到今日,仍发人深省。

  谈到旧中国的国民性,人们常讥之为“一盘散沙”。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社会生态,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没有共同的社会信仰、统一的国家意志,缺乏凝聚全民族的精神支撑,人们各为其主,各谋其私,各争其利。

  甲午战败,某种程度上同样败在一个“散”字。在权力中枢,有帝党和后党之争,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两派为最高统治权明争暗斗;在朝廷内部,有主战与主和之争,朝中大臣从各自既得利益出发,偏执一词,导致清廷对日决策忽东忽西,朝令夕改。以李鸿章、左宗棠分别为首的两党,不顾外敌压境,在“窝里斗”方面不遗余力,乃至衍生出丁汝昌、叶志超等无能之辈去前敌“挑大梁”,而其他派系军事力量作壁上观。

  国内外学者将甲午之战称之为“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是颇有见地的。这就好比一麻袋土豆,看起来是整体,但内部却是各自分离的,凝聚不起国民的意志和力量,怎么能够打赢一场攸关国家命运的战争?

  据载,甲午海战后期,北洋海军在威海一带形成防御,日军一时无法攻击,便给了当地乡民一点儿钱,只为区区蝇头小利,乡民竟把敌人自引家园。

  甲午平壤之战结束后,日军在清理清军遗弃物品时,发现抗日将领卫汝贵妻子给他的信:“君起家戎行,致位统帅,家既饶于财,宜自颐养。且年事已高,望善自为计,勿当前敌。”卫汝贵正是将家室安逸置于国家安危之上,开赴前线之前已将23万两饷银运回家中,战争打响之后便和叶志超弃城狂逃五百里而“勿当前敌”。此信后来竟被日本作为败军亡国的反面教材警戒其国人。

  在取得甲午之战和日俄战争的胜利之后,当时的日本天皇说,最想感谢的就是小学教师。为什么呢?因为日本士兵大多受过小学教育,文化提升了他们的思想,提升了他们的战斗力。而中国士兵和俄国士兵则多是文盲,当兵只是为了混口饭吃,没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

  美国诗人惠特曼有句名言:“没有信仰,就没有名副其实的品行和生命;没有信仰,就没有名副其实的国土。”

  把“信仰”与“国土”联系在一起,看来大有深意存焉。如果国人多唯金钱、好处是瞻,甚至不惜当汉奸也无所谓,我们民族利益还有保障吗?我们国家还有真正的边界吗?

  一个人不能缺失信仰,没有信仰的人等于没有灵魂;一个国家不能丢弃信仰,没有信仰的国家不会自主强大;一支军队不能淡化信仰,没有信仰的军队就会一击即溃。

  从亚历山大帝国到罗马帝国,从阿拉伯帝国到奥斯曼帝国,从波斯帝国到蒙古帝国,一个民族的兴旺发达离不开精神和信念的激励,而从兴盛到衰落,也无不是从精神萎靡、信念失落开始的。

  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以高度的自觉肩负起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的使命,并将为老百姓谋幸福的信仰化作顽强的精神信念。正是为信仰而战,为正义而战,为民族解放而战,使我军将士有了崇高的思想觉悟,从而书写了战争史上气壮山河的不朽诗篇。

  回望百年中国史,几代共产党人的革命和探索,其意义不仅在于完成了救亡图存、国家富强的历史使命,更在于她用“信仰”的力量将中华民族空前地组织起来,为之后中国一切发展奠定了坚实根基。

  历史证明,一个国家和民族,贫弱落后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精神空虚。缺失了理想信仰,跌破了道德底线,再丰裕的物质生活,也难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人民有信仰,国家才有力量。只有铸牢国家和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才能从根本上杜绝甲午战争失败悲剧的重演。

  关键词 尚武精神

  尚武精神兴则国昌兵强,尚武精神弱则国衰兵废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刘邦的《大风歌》,颇能体现古老中华传统文化的尚武倾向。

  春秋战国时代,“国之大事,在祀在戎”。那些争雄竞长的大国,个个强悍好战,民风强悍。“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是人人必修之课。

  《诗经·秦风·无衣》之“注”云:“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班固在《汉书》中言:“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淮南子·主术训》篇也说:“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

  纵览中华民族发展史,尚武精神兴,则民富兵强,国运昌盛;尚武精神衰,则民弱兵废,国运颓萎。汉唐时期文武并重,创下了“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的盛世。汉唐“虽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汉书·陈汤传》载,西汉晚期,甘延寿、陈汤经营西域,骁勇无前,克敌立功,留有“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壮语。

  遗憾的是,自汉唐以降,中国的尚武精神日趋没落。皇权专制的演进和道统理学的泛滥,将国人基因中很多雄浑、强悍、不屈的因素给压抑和淹没了。尤其是经过元、清两个马背民族的统治,中国人的血性几乎被摧残殆尽。在一个豺狼横行的世界,我们这个民族变成了一群委靡颓废、任人宰割的绵羊。

  反观日本自古也是尚武的民族,并一直认为与中国是“同文同种”,其武士道精神的“忠”来自儒家,“轻生死”则来自佛家。习武强身、以武求功名是日本国民的传统观念,也是封建社会中出人头地的一个重要阶梯,这种观念一直持续到近代。

  明治维新之后,代表资产阶级的贵族、武士成为日本统治者,他们在发展资本主义文明的同时,也进一步接受了西方列强奉行的弱肉强食理论。严格而残酷的军事训练特别是远洋航行训练,养成了日本军人敢于冒险的进攻心理和良好的战场适应能力。在整个甲午海战中,日本舰队一直在积极主动地进攻,采取突袭、夜袭等战法对付北洋水师,表现出敢打必胜、拼死一搏的战斗精神和作风。

  在日流亡期间,梁启超对日本人的尚武精神曾有切实深刻的感受:“兵卒入营出营之时,亲友宗族相与迎送之,以为光宠者也”“其本人服兵役,昂然行于道,标则先后之,亲友宗族从之者数十人。其为荣耀,则虽我中国入学中举簪花时不是过也”。

  与之相反,清军“新募之兵,其拔队起行之时,至有涕泣不愿去者”。保定清军向大沽开拔抵御日兵,“有些家长走到营门口,拉着儿子的手,泪流满面,呜咽不已,奇哭怪嚎,声震云霄,只是不肯罢休”。

  鸦片战争后到中国的外国人,有一共同的观感:“奄奄如病夫,懦懦如弱女——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在甲午战场上,各路清军存在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从将军到兵勇普遍胆小怯战,炮声一响,官兵惊惶失措,皆如惊弓之鸟,战之魂飞胆散,退之蜂拥而去,甚至发展到集体逃逸、投降。

  只有邓世昌等在甲午海战中的英勇行为,多少为中国人挽回一点颜面。以致后来在侵华战争时,日军占领广州奉命不许进入邓世昌祠,因为他们最瞧不起的是懦夫,最敬佩的是英雄——邓世昌是“军神”,不可亵渎。

  古今中外史实充分证明,尚武文化和尚武精神也是一种强大的“软实力”。一个社会要发展,不可没有雄风锐气;一支军队要打胜仗,不能没有铁胆侠骨。好比一个人的脊梁,如果缺少尚武精神的“硬度”,这个国家和民族肯定是立而不起、走而不远的。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素以作战骁勇、以气克钢、以劣胜优而著称于世。这种富于战斗精神的尚武雄风,曾令多少强敌胆战心惊!几乎在同一片土地上,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官兵所表现出的勇猛善战,正是毛泽东称颂的“敢于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屈服”的豪迈气魄的生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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