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创造空间，空间也在改变我们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期间指出，“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民”“努力创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良好环境，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为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的美好生活”。

　　城市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休戚与共的存在。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18年末，中国城市已达672个，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预计205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80%左右。伴随城镇化进程，城市空间的概念和实践也逐渐进入人们视野。

　　究竟什么是城市空间？对此一度存在两种片面认知：一种认为只要营造一个好的物质空间环境，就能产生社会活动，就能带来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实际上却很可能是完美的建筑+遗憾的规划+麻烦的生活，所谓“空城”就是代表性的失败案例；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城市空间只是落实社会经济发展中选址、规划和建设需求的载体，是社会经济过程的简单投影，“空间犹如一张白纸，规划师可以描绘最美的蓝图”，实际上，城市空间并不是“设计”出来的。这两种认知误区，都机械看待城市空间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关系，直接或间接导致城市无序蔓延、城市风貌管理失效、规划前瞻性不足等一系列问题。

　　我在《城市空间发展论》一书中梳理提出，城市空间是空间、自然与人文互动的结果，由多种深层结构共同作用、交织形成。这其中有环境差异，比如山脚的城市和水边的城市在空间利用上很不一样；也有文化差异，国外有人会把墓地放在自家院子里，在中国就不行；还存在制度差异，埃及开罗规定，只要房子不完全竣工就可以不交税，因此从开罗路上经过可以看到大量未完工的房子。不同成因的城市空间，带来各具特色、千姿百态的城市面貌。同样，城市空间一旦形成，对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和人的生活等都有反馈影响，这就是空间的能动性。我们在创造空间，空间也在改变我们。

　　所以，城市空间并不是扩大的建筑，也不是建筑的集群，不可能完全按照设计蓝图建造。城市空间是一个有机生命体。英国学者比尔·希利尔在《空间是机器——建筑组构理论》中说得很清楚：空间、城市都是人造物，是我们一点点把它造起来的，但是造起来之后，所有零件合在一起运转，一旦城市这个大的系统形成了，就不能随意增添不合系统的零件，这种不合系统的零件多了，就会影响整个城市的正常运转。

　　通过空间基因实现历史传承和当代发展的共赢

　　城市空间的构成要素，如轴线、滨水空间、街道、院落等，在不同地域文化区有不同结构、肌理、序列特点。这些特征性的空间组合模式，一方面是历史选择的结果，体现与当地自然环境和睦相处的关系，适应当地人文活动的特点；另一方面，对于继续维护与保持这些关系和特点起着基础性作用。我们可以将这些独特的、相对稳定的空间组合模式，称为城市的空间基因。

　　比如说空间基因中的轴线基因，同样是轴线，中国城市轴线与西方大不一样。北京中轴线居于城市中央、正南北向的线型序列空间与大尺度的紫禁城建筑群相结合，北收南放，层层递进。这与西方放射型、建筑限定式、一览无余的开放轴线大不相同。这种差异来自不同的自然环境、世界观、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可以选用相应的轴线基因进行规划设计。我率领团队编制《雄安新区规划技术指南》过程中，就基于华北平原的城市特点，通过强调正交体系、序列组织等华北平原的轴线基因进行空间形态的导控。

　　再如常见的城水关系基因，雄安新区所处的华北平原淀区与“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水乡不同，它处于大小水面的共同影响之中，以淀、河、坡、台、宅等元素形成组合序列，考虑到防洪需求，常通过蓄、疏、固、垫、架等方式对地形进行改造利用。这种城水关系基因是当地人民群众空间组织经验的积淀，也是当地的文化标识之一。如果将“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模式盲目推广到雄安新区，再造所谓“华北江南水城”，就可能带来自然生态破坏、地域文化混淆和城市安全隐患。

　　轴线、城水关系等空间基因研究，为雄安新区“一方城，两轴线，五组团”等城市形态格局规划奠定基础，体现城市形态的“中国脸”。雄安新区建设是国家大事、千年大计，其规划设计既体现生态文明时代中国城市化道路与城市建设的新方向，也体现城市规划设计在理念与方法方面的新探索——更重品质，更强调以人为本，更善用中国人自身的智慧，更自觉将中华文化传承和当代生活结合起来。从空间基因的视角，在城市建设中应当传承的并不是外在形式细节，而是传递空间与自然人文和谐发展的信息。我们的祖先有很多非常好的方法，这些方法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和当地自然、文化、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以及长期积累的经验相契合。保护与传承空间基因的过程中，孕育发展创新的可能性。例如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就进行了建筑创新，让古老城市显现时代活力，正是空间基因历史传承和当代发展的共赢。

　　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考察一个城市首先看规划，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当前随着中国城市发展转型，城市空间风貌的塑造、特色的展示、环境品质与内涵的提升将逐渐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城市规划设计将更有用武之地。

　　从标志着现代意义上城市规划诞生的《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开始，城市规划走过漫长的100余年发展道路。空间是城市规划的核心对象，合理的布局、美丽而富有文化内涵的风貌，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尊重城市空间发展规律是开展城市规划的前提，城市规划通过配置空间资源促进城市发展，这种观点正在学界达成共识。盲目追求人口大规模、用地大范围、建设高标准，规划中超前使用土地，建设中一味追求高、洋、新和豪华，以城市规模大小、新旧和视觉感知来衡量城市发展等，诸如此类的倾向和观念正在得到扭转。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城市空间发展是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发展，城市规划应使城市中各种形式的资源都能够充分发挥自身效能，形成良性循环。

　　从人类文明进程来看，城市因聚集而生。聚集能够形成规模，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和使用效率，提高生产力水平，方便人财物的各种流通。但城市聚集的目标不仅是发展经济，还为了更好地生活。所以，城市发展的核心是人，塑造高品质的生产生活场所是城市规划的中心。这就意味着要从人的尺度出发，而不是陶醉于宏大的现代技术；从人的感受出发，创造富有文化意义的丰富空间；从历史文脉出发，保护与发展地区文化传统；从不同人群出发，认识到不同职业、不同民族、不同年龄的不同要求。

　　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群众的参与是一个至关重要但又容易被忽视的环节。齐康《城市环境规划设计与方法》一书中指出：“城市文化的特点，某种意义上讲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管理者、规划者和设计者素质的综合反映。”使用者同样需要参与到规划和设计中来，形塑他们理想中的城市。在我国城市空间规划设计中，公众参与具有很大的可行性和便利条件。传统的空间形态和生活方式造就中国人亲密交往、热情关心生活空间的好习惯。如果我们将公众参与深入到具体地域、社区的规划设计中，而不是抽象地讨论问题，这样建设出来的城市才会是让人民群众记得住乡愁、托得住归属感的城市。

　　（作者为东南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