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造纸还是印刷，中国都曾是世界范围内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在这一文明的进程中，蜀地曾写下中国印刷史极为重要的一页。

　　近现代出版业巨匠张元济在1939年6月出版的《图书季刊》上发表的《实礼堂宋本书录序》说：“越八百余年雕版兴。人文蜕化，既由朴而华，艺术演进，亦由粗而精。故昉于晚唐，沿及五代，至南北宋而极盛。西起巴蜀，东达浙闽，举国临官廨、公库、郡斋、书院、祠堂，家塾、坊肆，无不各尽所能，而使吾国文化，日趋于发扬光大之境。”在张氏的这段关于中国印刷史对中国文明重要作用的阐述中，有一个关键点讲的是：中国已有的800多年的雕版印刷起于“巴蜀”。张氏的这一观点，并非张氏一人所据或一人所创，而是历史的事实，也是研究中国印刷史有识之士的共识。现代佛教学、版本学大家吕澂在1943年3月出版的《雅言》上发表的《宋藏蜀版本考》里说：“宋版释藏始雕于益州，通称蜀版。”在这篇文章中，吕氏详尽地考证了佛教典藏始刻于蜀地的五个不同的版本，包括淳化本（990—994）、咸平本（998—1003）、天禧本（1017—1021）、熙宁本（1068—1077）和崇宁本（1102—1106）。此五个版本都属北宋时期的雕本。赵宋一代鼎新初始即开宝四年（971），宋太祖赵匡胤便敕令益州（今成都所在地）雕刻《开宝藏》。这时距宋朝建立（960）刚刚过去了11年。

　　为何要在蜀地印制如此浩繁的佛教经典，而不是在宋朝京城开封呢？

　　这当然要提到一位中国印刷史上的重要人物：毋昭裔。毋昭裔本是河中龙门（今山西运城）人，很是博学，又以才闻名。晚唐时期，各地纷争战乱，毋昭裔一次与时任后唐西川节度使孟知祥偶遇，成就了他后来在仕途和印刷史上的辉煌。孟知祥建立后蜀（934—966）后，起用毋昭裔为御史中丞；孟知祥死后，其子孟昶继位，又拜毋昭裔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毋昭裔成了后蜀宰相。毋昭裔并非从小立志做官的人，他原本是一读书奇人。他既嗜好藏书、酷爱古文，又精通经术佛理。由于早年家贫读书寻书不易，于是在未发达时立下誓言：“他日若我富贵了，就印刷雕刻，留给学者后人！”果然，在后蜀发达后，毋昭裔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他最先拿出自家的钱财（据说上百万），印行四书五经颁后蜀各郡县，后又叫门人句中正、孙逢吉等印行《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重要的是，毋昭裔的这些刻板被带进了宋代。可以说，毋昭裔不仅是第一个用私人财产刊刻书籍的人，而且是整个蜀地宋刻的奠基人。于是有了吕澂所说和考订“蜀藏”的印行源流与始末。首先板印的大藏经，自宋太祖于开宝四年（971）敕令益州刻印始，到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2）完成，历时12年。这部释藏典籍，刻板多达13万块。吕氏说，得益于蜀版释藏，“自后，丽、丹、闽、浙诸刻皆导源于此”。

　　宋蜀刻，虽源于释藏，但决非只有释藏刻印。除了释藏之外，宋代蜀刻包罗万象。宋代四大部书，似乎除《太平广记》外，《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都与蜀刻有关。《册府元龟》属蜀刻无疑。方文皋在1942年6月的《教育学报》发表的《〈册府元龟〉板本考》中说，《册府元龟》虽先有写本（祥符六年即1013）呈送崇政殿，很快便有刻本印行。据民国第一藏书家傅增湘考证，《册府元龟》的初刻就是蜀刻。据傅增湘1940年《藏园群书题记》说，《文苑英华》，初刻也在“蜀中”。《太平御览》一直认为以“南宋闽刊本”为最古，不过，张元济1928年在日本发现了“南宋蜀刊本”。就此可见，宋刻初始的大部头书，大都出自蜀刻。而且如吕澂所言，先有蜀刻的释藏本，才有随后的丽、丹、闽、浙本。不仅仅释藏如此，其他的一些古本，也是先有蜀刻后才有他刻。傅增湘说，《文苑英华》宋刻后，直到明代隆庆元年（1567）才又重刻。也就是说，待《文苑英华》再刻时，距宋蜀刻，已经过去了整整400年时间。我们知道，“宋四大书”都属浩如烟海的大部头，如《册府元龟》作为“四大部书”之首，《太平御览》1000卷，1690余种（今不传者十之七八）；《册府元龟》1000卷，31部、子目1104门；《文苑英华》1000卷。足见当时蜀刻规模何等宏大。这包括与此相适应的抄写、刻工、用纸（包括造纸）、印刷、装订、发行等一系列与书相关的制度、事件和人物，多么的复杂和壮观。

　　除了释藏和部书外，蜀刻还刻印其他种类的书籍。经书如《孝经》《论语》《孟子》的音义本大字本，最先也是宋代蜀中所刻。李白，作为唐代第一大诗人，其生时便有文集存世（《旧唐书》说李白“有文集二十卷行于时”），不过以刻本方式存世，是在宋代。《李白集》的第一个刻本虽不是蜀刻，但是，第一个刻本“苏本”（宋元丰三年苏州太守晏知止所刊），现已无存。现存世的最早版本，是北宋时翻刻苏本的蜀本。关于李白集版本的由来，现代治李白专家詹锳1943年8月在《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上发表的长文《李太白集板本叙录》里有详尽的考订。唐人诗集第一个“全集”式的刻本《唐六十家集》，也出自宋蜀本。据称出自《唐六十家集》中《孟浩然诗集》（共集孟诗214首），是孟诗集现存的唯一孤本。这一孤本先由傅增湘收藏，不知何故，1941年收进了美国国会图书馆。这一切都表明，两宋，尤其是北宋，蜀地是整个中国的刻印中心和刻印重镇。随便一说，经元、明两代，中国的印刷中心和重镇转移到了浙、闽。但浙、闽的源头在蜀地，则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两宋蜀刻，其刻书籍的种类洪丰与包罗万象，还在于蜀刻的认真、精湛而影响着后世。正如冯璧如1942年3月在《图书集刊》上发表的《宋蜀本古今注校记》所说：“涵芬楼影印宋本古今注……（所依两刻）皆在蜀中，相去不数十年，同一地遂有两刻，斯诚言蜀本之盛事也……俾蜀本之真，得以有传。”

　　由此可观，宋代蜀刻在中国印刷史上的地位和业绩，曾经是何等辉煌与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