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帝国》 阎崇年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阎崇年教授论述清朝历史，冠以“森林”定语，名曰《森林帝国》，别开生面，成为一部具有创造性的学术著作。他的立意不限于阐明清代兴亡史，更在呼吁创建森林文化史学——要从森林文化视角解析中国历史，并且给出东北森林文化广被地区从先秦肃慎到清朝满洲的三千年发展简史。学术研究贵在创新，创新需要有学识，发前人之所未发，同时必须具备勇气与学者良心，敢于不理会成说、定论。阎崇年申述森林文化的社会作用，谓文化可以视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敢于公开学术见解，是有学术良知的表现。

　　由于是创立森林文化史学新说，很难完善，笔者以为对富有学术价值的创意之作，宜持欢迎态度，共同参与新研究领域的探讨。下面将从四个方面叙述《森林帝国》的学术成就和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

　　《森林帝国》结构严谨，在叙说肃慎至满洲历史过程中，时时处处指出森林文化的表现、作用及其与其他文化形态的关系，从而写出三千年森林文化族群发展简史。

　　全书十章，讲的是森林文化族群进化史，开篇“引言：赫图阿拉之问”，提出讨论的议题，阐明写作主旨。末章“结语：赫图阿拉之答”，以此前后呼应。由于学术界缺乏森林文化史的课题研究，第二章的“中华文化地图”描绘出森林文化的自然区域，阐述森林文化形态是中国五种文化形态之一，在三千年历史变局中应有一席之地的历史地位。森林文化形态既然鲜为人知，第三章“森林文化素描”绍述它的内涵，是演绎作者“文化统合”观点的学术前提；接下来，从第四章“积淀：文化演进”、第五章“先声：渤海政权”、第六章“过度：契丹建辽”、第七章“勃兴：女真建金”、第八章“崛起：森林帝国”、第九章“鼎盛：康乾之治”，依次叙述森林文化演进与森林文化族群的进化。

　　阎崇年声称，《森林帝国》之全书，纵向以森林文化统合为脊骨和梁架作经线，横向以时间和空间的演变与交合作纬线，按照森林文化统合、演进的轨迹，森林文化与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高原文化、海洋文化等碰撞、统合的历史，进行历史与逻辑的阐述。笔者理解他提出的森林文化的“统合”具有三项内涵：一是文化观念上的“合”，就是合的理念，合的思维；二是治理政事的手段，一种治术；三是智慧形成的力量，运用到政治上，收到预期的效果。细观该书内容，诚如所言。

　　运用森林文化史观，概述三千年东北森林文化民族发展史，即商周肃慎、秦汉挹娄、魏晋勿吉的森林文化经过约两千年的演化、积累，到唐朝出现靺鞨建立的渤海政权。而后，契丹建辽为文化过渡期，女真建金，成为森林文化族群第一个进入中原并有半壁河山的政权。又后，明代建州女真大发展，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皇太极改国号“大清”，以森林文化为主体统合其他文化形态与民族，在崇祯十七年（1644）明亡之际，入主中原，到乾隆二十年代建立伊犁将军衙署，森林帝国达到鼎盛。然而长期不能妥善调处与汉人农耕文化不协调的因素，又遇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冲击，最终衰亡。

　　行文至此，可知《森林帝国》是其作者给学术界贡献的第一部森林文化民族发展简史、第一部森林帝国史。

　　从满洲人渔猎经济的围猎方式中，阎崇年发现他们具有“统合”意识，运用到政治、文化方面，统合不同民族、不同生产方式人群为一体，建立八旗制度，以满洲、漠南蒙古和部分汉人的三股力量问鼎中原，建立清帝国，并维持268年之久。

　　阎崇年比较农耕、草原、高原、海洋、森林五种文化形态的劳作方法，虽然都是以“户”为单位的个体经济，但森林文化的生产者不同于其他民众，他们狩猎方法“一般是围猎，从四面八方围堵捕获猎物，必须协同合作”，所以称作“围猎”“合围”，特点是“合”。后金、清朝的八旗组织源于“围猎”。“合”是森林文化的一个鲜明特点，森林文化的部民重“合”，就是注重统合。阎崇年进而认为“文化统合是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是清朝由关外一隅统一中国的法宝，并在巩固江山上继续发挥作用：“统合”是清太祖到高宗六帝的执政核心理念、基本国策，借以形成较长时期的鼎盛局面。

　　满人何以能够入关统一中国？阎崇年指出，后金在统合思想主导下汇合三种势力和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力量混于天下，不是单单的满洲人一股力量。清朝的肇造者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先期统一满洲诸部，创立八旗制度，融合了满洲人、内蒙古蒙古人和辽东汉人，以这种联盟强势，在明末中原处于分崩离析状态下，入关消灭李自成、张献忠、南明四王诸集团，从而统一中华。其中，阎崇年特别强调满蒙汉三种力量汇合体的八旗制度，不仅是军事制度，也是政治、行政、经济、司法、宗族等的管理规制。它把社会精英和部民从涣散、分隔状态，以军事组织形式进行统合，加以编制，而成为后金社会的纽带。清朝兴也八旗，亡也八旗。这是满洲、清朝的生命所在，灵魂所依。

　　阎崇年将清朝国祚绵延归结为：清朝定都北京后，经过“康乾之治”的文化统合，即以森林文化为纽带，统合其他文化，建立多元一统的中华文明帝国。

　　清朝因何灭亡，阎崇年给出的答案，与崛起同样在森林文化中寻求，那就是森林文化与文化统合没有随着时代演进而不断求新，却固守着八旗制度，唯有满人充当行政首脑，把旗人圈在满城里，妨碍了文化融合，令旗人变成一个特权性群体；清朝后期，没有处理好与汉人的文化统合，最后被孙中山“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所取代。

　　《森林帝国》问世，作者没有满足感，因为他心中还有着建立森林文化史学的文化使命感。他说：“就东北亚乃至全球历史而言，提出建立森林文化史学的课题，主张重视森林文化在中国、在东北亚和在全球历史中的地位及其作用。”

　　他提出一个新领域的学术研究方向，是学术建设大业，非常可贵。他不只是倡议，更是身体力行。在《森林帝国》一书中对森林文化的内涵，森林文化与其他文化关系，森林文化是构成中华文化的组成要素，森林帝国的历史意义，都作出颇有建树的研究。毫无疑问，阎崇年为森林文化史学研究开了个好头。

　　阎崇年森林文化史研究延伸出另一个学术建议，即树立“大中华文化史观”，认为中国历史研究，不能只是关注中原地区，同时着力于边疆史，应当树立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沿海暨岛屿海洋文化之间，互相融合、互相补充、互相借鉴、互相推进，从而形成一主多元、共同发展的大中华历史文化观。可见，他的“大中华文化史观”与建立森林文化史学是关联的，互为补充的。

　　学术事业，乃天下众人的事业。众所周知，一门学问的开创者不可能将事情都做完，需要众人的参与及贡献，才可能做得圆满。现在阎崇年已经在森林文化史研究中作出成绩，笔者相信他还会继续从事这个方向的研讨，学术界同仁也绝不会漠视他的建设森林文化史学的倡议，会逐渐参与这一领域的研治。

　　（作者：冯尔康，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