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已有31个省份先后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特别重大）响应，涵盖总人口超过13亿。疫情严重威胁了公众安全健康，应急状态下的防控措施也打破了常规状态下的社会秩序，导致正常利益关系失去平衡，产生了各种矛盾纠纷。其中，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房屋买卖、房屋租赁、建设工程、劳动争议、民间借贷、婚姻家庭、旅游餐饮、医疗损害、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涉疫情民事案件的解纷需求尤为迫切。

　　疫情防控状态下的民事审判需注重与正常状态的衔接，应秉持平等自愿、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公序良俗等原则，在诉讼程序上依法“从快”，在解纷方式上注重“调解”，充分发挥民事法律的制度优势和社会治理效能。在审判思维上，应当准确适用公平原则矫正民事法律关系，彰显诚实信用、同舟共济的价值导向，以衡平原则考量裁判效果，实现民事审判在疫情防控、民生保障、经济发展中的预测指引功能，以促进受损社会关系的恢复和重建。

　　以公平原则矫正民事法律关系

　　公平原则主要表现为合同正义、等价有偿和当事人之间的均衡给付。它在很多国家的法律中都有所体现，如法国法规定，给付不均衡引发的损害超过一定比例，就可以撤销该合同；在德国法上，有所谓“暴利”制度；在英美法有经济胁迫、不当威压、非良心交易等一系列规定。我国民法总则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但公平标准和分类有多种，有形式公平、实质公平，社会公平、群体公平和个体公平等等。在应急状态下，防控措施以强制性方式取代平等协商合作，民事审判应充分考量非常时期特定的社会公平观：

　　兼顾主观等值与客观等值。公平原则强调等价有偿，在双务合同中双方对待给付之间应存在“等值性”。但等值标准受个体认知、信息获取能力和知识结构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判断对待给付是否相当，如特定劳务应当支付多少报酬，特定商品应当支付多少对价，往往欠缺客观标准。因此，现代民法基本采取主观等值原则，只要民事主体自己认为等值即符合公平原则。

　　但在疫情防控期间，民事主体之间信息严重不对称，一方当事人对防疫资源的控制，导致双方缔约地位出现较大悬殊。特别是在事态紧急、情况紧迫情况下建立的民事法律关系，可能会严重违背公平原则，需要通过民事审判予以矫正。故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欺诈、胁迫及乘人之危的认定上，应依照客观等值标准从宽把握。如在生产、销售口罩、消毒液、防护服等防疫物资过程中，实施虚构、编造、夸大其卫生防疫性能、功效等民事欺诈行为的，应依法撤销合同并适用惩罚性赔偿。

　　合理分配交易风险。早在罗马法中就有关于不可抗力规则的两条法谚：“对偶然事件谁也不能负责”“偶然事件由被击中者承担”。当风险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时，如何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分配交易风险造成的损失，是民法的重要制度功能。新冠肺炎疫情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学界尚无绝对有效的方法阻止病毒传播，各地政府采取了严格的防控措施，如对道路交通实施管制、限制人员出行、延缓企业复工等。对于因此不能履行合同的当事人来说，应依法认定为不可抗力。

　　适用不可抗力规则有两种裁判路径。其一为直接适用民法总则或合同法中的不可抗力规则。疫情防控必然会引起一些合同不能履行，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可以要求解除合同。但当事人的责任免除范围仍需要根据个案去公平裁量。其二为适用当事人之间约定的不可抗力条款。基于契约自由原则，当事人可以约定特定情形适用不可抗力规则，也可以排除特定情形不可抗力的适用。如经审查该条款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存在以格式条款免除一方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情形的，应当依法认定为有效。

　　向实质公平适当倾斜。正常社会状态下，民事活动意思自治、效果自主，总体能够通过形式公平实现实质公平。但在疫情防控期间，因经济地位、信息壁垒等原因导致当事人缔约地位实质不平等，可能对当事人的利益造成较大影响。因此，在特定时期市场供给和竞争都不充分的情况下，民事审判中不能苛求当事人承担过重的注意义务和举证责任，机械理解意思自治、合同严守原则，而应依法保护消费者、劳动者、未成年人等特殊主体的民事权利。

　　如在劳动争议案件中，劳动者虽与用人单位是平等民事主体，但总体上仍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且多因交通管控、法定隔离措施而无法正常到岗工作。在考虑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同时，要注重引导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诚信磋商、同舟共济、共担责任、共渡难关，依法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