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中科院、工程院、自然科学基金委近日共同制定了《新形势下加强基础研究若干重点举措》（下称《举措》），要求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提升中国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从5大方面提出了10项重点举措。本期思与辨就该问题进行讨论。

　　主持人：赵 鑫

　　嘉宾：崔盛（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李长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和静钧（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没有基础研究，就不会有真正的科技强国

　　主持人：近年来，“基础研究”被频频点名，2018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支持力度”，现在又出台《举措》。从当前看，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应该把基础研究放在科学研究的什么位置？

　　崔盛：其重要性首先体现在对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基础的科学研究以认识自然规律为主要目的，注重追求科学探索的基础性、前沿性和创新性，有利于吸引科学研究者催生原创性科研成果，推动科技进步。其次，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体现在对社会服务水平的整体提高。基础研究通过推动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的源头，突破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门槛，实现引领新的技术产业发展，最终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提高生活水平。最后，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体现在对人才培养水平的提高。基础研究探索性和创造性的特征是人类培育智力和完善理性的重要方法，而且参与基础研究也能够有效培养人们发现问题的敏锐性和解决问题的创新性。综上，基础研究作为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关系到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应该将其放到科学研究的首要位置重点推进。

　　李长安：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快速上升，其地位越来越重要。但与此同时，与应用技术相比，我国在基础研究方面仍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距，这也是《举措》出台的主要背景。基础研究不仅是一国综合国力、也是当前科技竞争的“底气”所在。从近段时期的全球竞争看，我国很多企业受制于核心技术掌握在国外企业手里，而核心技术的根基往往是基础研究和基础科学。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基础研究是科技乃至整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动力。没有基础研究，就不会有真正的科技强国。

　　和静钧：“兴科技，必先兴基础研究”，这是科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通识，基础理论研究是引领科技全面进步的先导，推动了无数应用的产生和创新发展。科学研究包含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及试验发展，没有扎实深厚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于无本之木，更谈不上进一步创新。基础研究居于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位置，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尤其当现代科技进入了一个大科学时代的背景下，基础研究支撑着跨界跨学科融合研究与应用，促进了重大原创性成果的推出，以应用为导向的基础研究变得愈加重要。

　　《举措》为加强基础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激励

　　主持人：《举措》涉及的“年薪制”“学术休假制”颇引人关注，它们与加强基础研究有何联系？

　　和静钧：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是社会资本不太愿意支持的研究领域，这主要因为基础研究注重发现一般性科学规律，并不以独占和垄断方式获得市场收益为动机，这导致有些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相对“清贫”。

　　对科学家的生活关怀程度越高，科学家越能安心从事基础研究，反之，生活关心越少，求成心理越急切，不但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越来越少，顶尖的科学家也会离开基础研究，导致整个基础研究水平出现滑坡。当然，光是经费投入并不能解决问题，还要创造适合科学家的良好生活工作环境。学术休假制给了科学家一个宽松的心理调整环境，休假期间，科学家可以接触不同知识，激发灵感。“年薪制”为科学家营造了一个宽松的工作环境，其不必困于每月的绩效等琐碎问题，这也符合基础研究的科学发现规律。

　　李长安：加强基础研究的核心是人，采取多种方式激发科研人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是科技发展的根本之道。《举措》中提到的“年薪制”“学术休假制”等举措，都是针对科研人员的激励性措施。年薪制的好处是能够根据科研人员的实际绩效，特别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市场效益进行提成，这就提高了将基础研究向应用研究和市场转化的积极性，也使基础研究有了更强的动力。此外，给科研人员一定的时间灵活性，让科研人员在繁忙的科研工作之余能够享受一下闲暇，是实行学术休假制度的基本出发点，也是使他们具有更充沛精力投入到科研工作中的有益做法。科研人员除了可以在学术休假期间休闲旅游外，还可以参加各种国内外学术会议，充实自己的知识。

　　崔盛：《举措》中涉及的“年薪制”“学术休假制”为加强基础研究提供了必要的保障。基础研究是依靠科研人员为主体去实施推进的，只有切实保障科研人员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让他们不再为生活中“柴米油盐”分心，也不再为研究中实验室和仪器设备担忧，才能营造宽松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更好地保障基础研究顺利推进。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举措为加强基础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激励。以“年薪制”“学术休假制”等举措为引导，落实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深化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的改革，并做好各类基金对基础研究的关照和倾斜，才能更好地让科研人员潜心研究，激发出更大的研究动力和创新活力。

　　免责制回答的是需不需要为其错误发现担责的问题

　　主持人：《举措》提到，对自由探索和颠覆性创新活动建立免责机制。如何理解？对颠覆性创新活动免责，是否会引发伦理风险？

　　李长安：创新活动本身充满了风险，科研领域也不例外。很多科研工作者在从事基础研究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可能面临失败。如果没有免责机制，就意味着大量科研经费浪费，引发责任追究。有了免责机制，只要是遵循科研规律的活动，一旦出现失败，就可以免除相应的责任。这样，科研人员没有后顾之忧，就更愿意在基础研究方面大胆探索，努力攻关。至于免责机制会不会引发伦理风险，关键在于健全监督机制。只要合理合规，相信这种伦理风险是可以避免的。

　　崔盛：对于自由探索和颠覆性创新活动建立免责机制，实际是在鼓励科研人员创新的基础上给予的容错机制。基础研究有不确定性强的特征，对于基础研究的创新，宽容失败与奖励成功具有同等重要的功能。因此，构建这样的容错机制，创造宽容失败的科研环境，能够促进科研人员大胆探索、挑战未知，有效地推进基础研究。但是，对自由探索和颠覆性创新活动免责，并不代表科技伦理的底线是可以突破的。随着基础研究的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基因编码等技术领域迅猛发展，确实引发了伦理风险，并造成像基因编辑婴儿的科技伦理事件。相信未来对于基础研究及其他科学研究的伦理审核和监管将更为严格和规范。

　　和静钧：没有智慧碰撞，就不会激出灵感火花。没人能给科学家一个时间期限或者绩效目标去发现一个基础科学规律，没人能确保在某一期限内认识某一现象。另外，科学家也会提出错误的结论，但从科学探索角度上看都是有意义的。科学研究免责制，是科学研究精神的基本原则，它并不妨碍科学伦理问题。科学伦理问题属于另一范畴，它回答的是该不该研究的问题，而免责制回答的是需不需要为其错误发现担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