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农业中反复出现的生产过剩危机致使农民强烈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以便扩大农产品市场并为农场主们提供廉价的铁路交通运输。1893年的经济衰退（这是美国发生的第一次对制造业的打击比对农业的打击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得农场主和工业家紧密联合起来，一致倡导侵略性的海外扩张政策。这次经济衰退伴随着大范围的社会动荡的事实，更加强了这种海外扩张的紧迫感。正如威廉姆A．威廉姆斯所指出的，“（发生在1893的）衰退的经济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所产生的一种对广泛的社会动乱甚至社会革命的真实恐惧”，使得美国的商业和政府首脑们最终接受了“海外扩张政策，并将其作为解决美国国内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战略方案”。作为该政策的一个直接结果，美国政府决定在1898年对西班牙发起两条战线的进攻——这场战争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扩展美国在亚洲的市场。

　　这些殖民战争和不断升级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反过来为“国家的社会化”提供了另一种动力。出于帝国主义扩张和战争的需要，统治者们越来越依赖于其国民的积极主动的合作。在19世纪以前，各国主要依赖于被支付报酬的职业雇佣兵和“绅士们”来作战，这种战争可以持续数年而不至于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拿破仑战争时期对国民军队的动员是一个前兆，它使得欧洲统治者结束了军队模式的试验并在战后恢复了旧的军队模式。正如威廉姆·麦克尼尔所指出的那样，革命时期的战事经历使欧洲统治者确信，“1793—1795年间法国应征士兵所表现出的巨大力量，以及1813—1814年间德国国民战士所表现出的民族主义热情，不仅可以挑战已经建立的权威，还可以用于巩固和强化这种权威。”通过恢复旧的军队模式，欧洲统治者“避免使用在革命年代显示出能量的深层次的国民力量”，同时，这也使他们不再惧怕“革命骚乱的幽灵”。

　　然而，到了19世纪末，各个国家再次倡导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并将其作为新的公民信仰，作为调动公民参加战争的一个基础。此外，随着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战争的工业化进程的日益增长，工人成为战争机器中至关重要的齿轮，这种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战争前线，在敌后的工厂中也是如此。因此，战争的成功推进越来越需要工人——公民们的支持。统治阶级对民主权利和工人权利的扩大，其目的是换取工人阶级的忠诚，并使得国家远离革命的幽灵；但是，正如我们将要讨论的，考虑到现代战争的破坏性，上述措施最多只能说是一项权宜之计。

　　因此，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世界政治和劳工政治就已经深深地交织在一起了。如果我们从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几十年间的大规模劳工抗议的方向来判断的话，将会发现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融合了国家与社会保护措施的各种国家霸权工程，似乎并未成功地控制各种社会紧张局势。各宗主国国家中的劳工抗争，在临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10年间一直处于上升状态。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那段所谓的美好年代中，具有战略性地位的工人阶级在规模上继续快速增长。而且，这些工人阶级利用其所处的战略性地位，以一种越来越具有计划性和有意识的方式，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命脉部门发动大规模罢工，尤其在煤矿产业、航海交通和铁路部门。

　　（贝弗里·J.西尔弗/著 张璐/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