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谷物法同盟作为一个压力集团，可以说是十分成功。其行动给政府造成巨大的政治压力，同时也使自由贸易学说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为最终废除《谷物法》打下基础。

　　1815年英国《谷物法》的出台，直接引发了伦敦的骚乱。此后，反对者组成了反谷物法同盟，开展废除《谷物法》的运动。

　　1838年10月，曼彻斯特的工业家成立了“反谷物法协会”。该协会将反谷物法运动与当时勃兴的废奴运动相提并论，指出该协会“具有与‘废奴社’相同的正义原则，废奴社的目标是让黑人拥有他们自己身体的自由权，本协会的目标是让人民获得他们用劳动交换尽可能多食物的自由权”。1839年春，在理查德·科布登的建议下，曼切斯特“反谷物法协会”改名为全国性的“反谷物法同盟”。

　　反谷物法运动成为一个以各地工厂主为主要参加者，涉及面广泛的群众运动。曼彻斯特的工业家理查德·科布登和约翰·布莱特成为领导人，领导反谷物法运动。同盟聚集了倡导自由贸易的中等阶层人士，他们都是依靠自己的努力成长起来的工厂主或商人，白手起家，或者至少是出身平凡的人，他们极少得到出身、家庭或正规高等教育的庇荫。他们坚信自由贸易的信条。

　　“反谷物法同盟”的总部在伦敦，全国各地都设有分会，各分会都有正常的活动，也有完整的组织机构。“反谷物法同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压力集团，希望用群众斗争的手段达到经济利益目的。它以废除《谷物法》为唯一目标，尽量避免涉及其他政治问题，并宣称《谷物法》废除之时就是同盟解散之日。目的的单纯使同盟的凝聚力加强，且避免同盟成为某些人实现政治野心的工具；通过群众斗争来达到自己的经济目的，而不要求政治权利，也使统治者不好用暴力进行打击。这些因素都保证同盟活动能够顺利开展。

　　反谷物法同盟初期的活动主要是进行各种形式的宣传，出版书刊、小册子，散发传单，召开群众会议，进行宣传演说。它资助泰勒等作家去北英格兰工厂区调研，发表了一系列反谷物法的宣传作品，为“反谷物法同盟”抨击《谷物法》提供了第一手素材。反谷物法同盟向社会各阶层成员宣传说，《谷物法》违背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只有自由贸易才能扭转这种局面。但同盟初期的宣传活动并不顺利。在农村，农场主和农民并不认为谷物法给他们带来了利益的损害，同盟的宣讲员甚至遭到一些农民的殴打。在城市，同盟的宣传遭到了当时方兴未艾的宪章运动的抵制。宪章运动的目标是实现政治目的，而反谷物法同盟只是想改变经济政策，这让宪章运动的领导人十分不悦。

　　前期的失败并没有让反谷物法同盟就此消沉。1841年的经济萧条让很多人都生活在饥饿的边缘，同盟立刻找到了宣传的突破口。科布登把谷物法同饥饿、贫困联系在一起，说“在支持谷物法时，你们支持的是一个造成人民贫困的法律。”在农村，科布登利用自己农民出身的背景，现身说法，极力宣传谷物法造成恶化的经济状况，以争取农民支持。有改革倾向的农场主和农民接受的同盟的思想。接着，同盟又将工作目标放在了贵族身上。1843年，詹姆斯·威尔逊创办了面向上层人物的报纸《经济学人》，邀请著名的学者、经济学家、外交家、政府官员和绅士名流为其撰稿，宣传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成为鼓吹宣传反《谷物法》的喉舌。

　　同盟的宣传相当成功，得到社会广泛的支持，但是议会仍然被贵族和大土地所有者把持。《谷物法》的废除最终必须通过议会表决决定，支持“反谷物法同盟”的议员越多，废除《谷物法》的可能性就越大。“反谷物法同盟”于是改变策略，通过筹集大量资金并将其纳入那些不具备选民（ 财产） 资格的人名下，使其成为“选民”，保证在有些选区获得多数选民的支持，由此选出事先议定好的支持同盟纲领的议员。这种策略改变与同盟只求废除谷物法，不追求其他政治目标的宗旨相违背，一些人因此退出了同盟。

　　科布登和布莱特先后在1841年及1843年当选为议员。反谷物法运动的领导人进入议会进一步推动了运动的发展，同盟成员在议会的演讲，宣传了反谷物法和自由贸易思想，影响了许多政府要员，罗伯特·皮尔就是其中之一。科布登在议会的第一次发言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为了能尽快让议员放眼他们的长远利益，加入到自由贸易者的行列中来，科布登不惜采用耸人听闻的激烈言辞，威胁说：“让他们一意孤行吧，他们马上就会发现自己像法国革命前的法国贵族一样，成为孤立无援、无计可施的阶级”。在法国大革命中被斩首被处决殆尽的法国贵族的命运，当然会触及英国贵族的灵魂。

　　反谷物法同盟作为一个压力集团，可以说是十分成功。其行动给政府造成巨大的政治压力，同时也使自由贸易学说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为最终废除《谷物法》打下基础。

　　（作者系财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