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考虑到国内超大市场和中国经济的韧性，经济增长的潜力可以在后面得到更多的释放。关键的是，不要错过机会，要防止悲观情绪的蔓延。而这必须要通过改革，才能树立信心。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治理的现代化要求的是治理的专业化，尊重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不犯错少犯错，2020年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趋势不会改变。
当前，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取得决定性成果，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积极成效，我国疫情防控向好态势得到进一步巩固，但新冠肺炎病毒传染性强、扩散性广、风险性高，国际疫情正持续蔓延，防范疫情输入压力不断加大，复工复产和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那么，应该采取哪些宏观经济政策？怎样有效使用政策工具？未来经济发展如何？为此，深圳特区报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杨志勇，对疫情下的中国经济进行了解读。
近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要在稳的基础上积极进取，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全面推进复工复产达产，恢复正常经济社会秩序，培育壮大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值得关注的是，“六保”首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并引发热烈反响。“六保”指的是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应该说，“六保”的提出为我国今年经济发展定了调。而相比于去年提出的“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在杨志勇看来，“六保”旨在解决眼前最迫切的问题。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让本来面临下行压力的中国经济多了一重压力，“六保”涉及经济社会运行的最基础部分，其提出体现了经济运行底线思维的要求。
那么应该如何应对疫情冲击、做好“六保”工作？在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上，杨志勇认为必须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力度，加大货币政策的支持力度，即实行适当“双松”的经济政策。在财政政策上，可适当加快增值税税率三档并两档进程，推动消费税改革。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在厉行节约的同时，将财政赤字率提高到3.2%左右。
在杨志勇看来，财政赤字率的选择必须同我国国情相适应，“死守”3%的所谓国际警戒线并无多大意义，而且提议者欧盟的成员国早已纷纷突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势必要财政支出保证相当的扩张力度，考虑到财政支出中资金积压问题、财政支出中的各种约束因素、筹集到的资金需要有合理的去处，选择3.2%左右的财政赤字率较为妥当。具体而言，可以在发行抗疫特别国债上有所体现。杨志勇强调，比具体选择哪一数字作为赤字率更重要的是，财政政策要保证足够的灵活性，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以及全球疫情影响因素仍在的背景下，如果未来有必要，财政赤字率还可以调整。总之，需要强调的是财政政策的“因时因势而变”。
在货币政策上，杨志勇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要有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配合。货币政策的扩张应以提供合理的流动性为目标，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为导向。存款准备金率还有较大的下调空间，更大幅度的降准是政策的可选择项。货币政策也需要关注价格稳定。虽然物价面临较大压力，但当前中国的核心CPI并不高，货币政策还有继续发力的空间。
当然，在货币财政政策的实施中，也要注意防控风险。杨志勇认为，社会一般担心货币政策宽松会带来通货膨胀，这不是没有道理，因此要保持货币政策的灵活度，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对于央行近日宣布下调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并向中小银行定向降准，他认为，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较高的事实，这决定了当前减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是经济正常运行的要求。也就是说，即使没有疫情，“双降”也是必要的，是经济效率和资金效率提升的内在要求。对于国家发改委表示将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他认为需要坚持项目的收益必须大于成本的基本要求，要特别提防专项债一般化的风险。“双松”政策只是助市场一臂之力，政府无法全面取代市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必须得到充分发挥。因此，重要的是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加快全面深化改革，在经济困难时，改革显得尤其重要。
从当前看，政策制定更倾向于对企业的支持，而个人方面实际上也需要政策发挥更大作用。杨志勇认为，由于受疫情影响，收入可能下降，但支出压力未减，如房贷负担、养老负担、教育负担等。2020年是分类与综合所得税制实施之后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的第一年。如果个人汇算清缴结果是退税，影响较小，如果是补税，那么就可能加重个人负担。因此，如果能够出台延期纳税或适当减免汇算清缴数额，可能更适用于当下的经济状况。另外，一次性奖金计入综合所得可以暂缓三年，适当减免汇算清缴补税，也是可行的，并且数量完全在政府可承受财力范围之内。从建设有国际竞争力的税收制度目标出发，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也应该下调，如果短期不能和企业所得税看齐，那么下调至35%，同时其他税率作相应下调，也是可以选择的。增值税、消费税税率也都有下调空间，这不仅可以减轻企业负担，而且可以减轻个人负担，对促进消费是有帮助的。
总体而言，虽然受到疫情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第一季度GDP增速下降，但杨志勇认为，考虑到国内超大市场和中国经济的韧性，经济增长的潜力可以在后面得到更多的释放。关键的是，不要错过机会，要防止悲观情绪的蔓延。而这必须要通过改革，才能树立信心。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治理的现代化要求的是治理的专业化，尊重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不犯错少犯错，2020年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趋势不会改变。
要想真正有效遏止招聘地域等歧视的发生，就不能止于劳动者的独自较真，而是需要多方合力工作发力来应对。
就疫情导致劳动合同无法履行，能否适用不可抗力规则的问题，还有进一步细化和完善的空间，可采取分类调整的总体思路。因疫情暂缓复工行业可适用劳动合同中止，因疫情导致经营困难企业可适用情势变更，同时，可参考域外经验完善劳动政策。
按照北京市人社局的安排，从5月6日起，多项稳就业和支持中小微企业政策开始落地实施。根据此前颁布的稳岗培训补贴和临时性岗位补贴两项政策，北京市将分4批公布重点行业中小微企业名单，名单内企业可叠加申请上述两项补贴政策。
随着企业复工复产的有序推进，尽快摸清疫情对企业工会工作产生的影响，并及时改进工作方式方法，是做好企业工会工作的当务之急。要强化政治引领，认真履责，切实维护好广大职工合法权益，提高应变能力，践行服务宗旨，努力提升关爱服务职工效果。
5月8日，我国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预定区域成功着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对于中国载人航天来说，这是圆梦的过程，更是追梦的征途。从仰望星空到遨游星汉，中国航天人将一个又一个梦想变为现实，极大地推动了科技进步。
讨论“全球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另外一个重要概念“地域化”，这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在供应链问题上也是如此。
我国从1979年开始接受联合国的发展援助。40多年来，联合国机构对我国的援助领域广泛，减贫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有些项目持续合作至今。40多年来，我国与联合国相关机构的教育合作改善了农村地区的教育发展情况；与联合国教育合作取得的经验，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减贫与发展提供了借鉴，对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教育脱贫攻坚战，亦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未经当事人同意就在他身上做人体试验，被视为一种违反医疗伦理的行为。德国纳粹的人体试验和日本731事件都为人所周知。二战之后，纳粹审判后的《纽伦堡规则》确立了人体试验的伦理规则。此后，世界医疗协会所通过的《赫尔辛基宣言》，则确定了医疗人体试验的现行基本准则。
曾国藩（1811—1872年），谥号“文正”，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首，中国近代史上极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军事家、理学家、文学家。相比于曾国藩的政治、军事成就，其流传下来的著作并不多，最为有名的就是这本时间跨度逾30年、总数超千封的书信集——《曾文正公家书》。但仅就这一部家书即让曾国藩赢得“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赞誉，而其中蕴含的治学之道，至今依然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启迪性和借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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