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戈公振先生逝世20周年，宁树藩先生进入复旦大学新闻系，从事中国新闻史教学与研究工作。两个人的交集也由此产生。那个连接点，毫无疑问就是《中国报学史》了。围绕这本书，民国新闻学人和当代新闻学家完成了跨越时空的若干对话。
1920年，戈公振在上海报界首创《图画时报》，一战成名，推动了中国画报从“石印时代”跃入“铜版时代”。这一年，一个叫宁树藩的孩子刚刚出生。那一年，戈公振已经步入而立之年。这个时候，他们毫不相识。
1927年，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出版，这本书奠定了戈公振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中拓荒者的地位。屈指算来，宁树藩恰好7岁。1935年，戈公振先生不幸去世。这一年，宁树藩已是少年。不过，此时的他们依然毫不相识。
1955年，戈公振先生逝世20周年，宁树藩先生进入复旦大学新闻系，从事中国新闻史教学与研究工作。两个人的交集也由此产生。那个连接点，毫无疑问就是《中国报学史》了。围绕这本书，民国新闻学人和当代新闻学家完成了跨越时空的若干对话。
第一，宁树藩教授1962年在《新闻业务》杂志上发表了《戈公振与<中国报学史>》一文。其中，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对戈公振的“性质说”作出了反思。此前，戈公振的新闻学说被认定为资产阶级学说，一直遭到批判。但宁树藩先生却指出，“关于新闻兴趣性问题，《中国报学史》把兴趣性作为报纸和新闻的一种根本原素。但是，它的含意主要是指内容的多样性，提倡文学艺术的宣传报道，和一般所追求的‘人咬狗’之类的兴趣不同。它批评当时的报纸说：‘惟搜求不近人情之新奇事物，以博无知读者之一笑’。可见，就其某些具体内容论，《中国报学史》有其积极方面，不能和一般的反动资产阶级新闻学同等看待。”宁树藩教授的分析，尽管还是立足在当时“阶级说”的话语体系下，但就“兴趣说”作了澄清这一点，在20世纪60年代是需要极大学术勇气的。
第二，1985年10月，杨瑾琤、方汉奇、宁树藩、王凤超四位先生在《新闻研究资料》第32辑发表了《〈中国报学史〉史实订误》一文，一共考证出戈公振原著中200多处错误，对《中国报学史》的史料错误作出全面纠正。这个纠正是很必要的。《中国报学史》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唯一继续再版的中国新闻史专著，长期以来存在不少以讹传讹的问题。尽管戈公振先生一直想做出修正并改写为白话版然而英年早逝的他没法完成这一梦想，他当年的《中国报学史（修改本）》在死后也一直无法寻觅，所以，1985年的这次考证，既是对《中国报学史》的完善，也是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有益补充。限于学力，很难得知四位先生在对《〈中国报学史〉史实订误》一文的贡献比，但这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中国新闻史走到今天，正是一代代人的付出与努力，这是门冷学问，兴趣是主导，谁又在乎贡献比这样无聊的问题呢？
第三、1997年，宁树藩先生发表了《怀念汪英宾教授——兼论他的<中国报刊的兴起>》一文，指出“我国关于新闻史分期的看法，最早就是由汪先生这本书提出来的”。这一论述，纠正了中国新闻史分期说最早由戈公振提出的看法。汪英宾曾是戈公振在上海报界的同仁，早年留学国外，该书是他1924年完成的硕士论文。而戈公振是1926年底写成《中国报学史》的，从两个人交往以及两书的脉络来看，戈公振的分期说很有可能受到来自汪英宾教授的影响，宁树藩教授对此也作了比较分析。当代学者李开军对上述纠正进一步作了考证说明。这里提及这一问题，并不是要争夺发明权，我们想表述的，就是宁老先生这种对新闻史的客观原则与钻研精神。宁老先生著述不多，有时候几年才写一篇，但往往一击即中，能够深刻地改变学界的观点。
第四、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开宗明义对新闻史给出了定义，特别是“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这两点，有力地影响了后世的学者，典型的就是宁树藩先生提倡的“两条腿”，即一方面要关注报刊的社会作用，主要是政治思想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应该关注报刊自身成长的历史，即新闻事业产生、发展、运动变化的历史。这种继承和发扬也体现到中国近代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范式上。中国新闻史自戈公振的“事业史范式”起，经过李龙牧“革命范式”的改造，进而回归到宁树藩树立的以新闻为本体的研究道路上来。
2016年，96岁的宁树藩先生在上海逝世。2020年，恰逢先生百年诞辰，于是写下这一段文字，算是“一本报学史、回顾两代人”吧。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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