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疫情，各国表现不一，背后有制度、文化等各方面原因，但都绕不开一个问题的解决：如何平衡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冲突，使两者最大程度趋于一致？

　　自疫情发生以来，世界各地关于“要不要戴口罩”，经历了一个或迅速、或纠结、或漫长的过程。

　　东亚国家，是戴口罩最迅速的国家。尤其是中国，几乎是一夜之间，全体民众都戴上了口罩。

　　没有纠结，没有争吵，没有拉锯。

　　口罩对防护有效果——认识到这一点，东亚国家无需动员，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立刻就戴上了口罩。

　　反观欧美国家，虽然有“口罩防护效果不明确”“口罩产能不足”“担心引起不必要的恐慌”等种种客观理由，但对于他们的民众来说，“戴上口罩”确实是一个需要克服很大心理障碍的举动。

　　戴口罩，会造成生理不适——呼吸不畅，胸闷气短，大脑缺氧，等等。

　　但相比病毒造成的可怕后果，这点代价是可以接受的。

　　真正难以接受的，反而是文化心理上的一些因素。

　　戴口罩，居家隔离，关闭公共场所……每一项防疫措施，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都完成得非常迅速。

　　很多人把这些归因于东方式的集体主义文化传统。

　　相应地，强制戴口罩、禁足令等看起来“侵犯个人权利”的举动，在一些标榜个人自由、个体权利的国家，就有点不太容易接受了。

　　口罩，在这些地方被赋予了价值观意义和文化意义，从而使“戴口罩”这一极其简单的防疫措施，变得异常复杂起来，再叠加上政治考量和经济考量，就成了一场漫长而曲折反复的拉锯战。

　　大禹治水和诺亚方舟，经常被用来比喻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

　　洪水来了，怎么办？

　　大禹带领人们，疏通河道、清浚河床，共同努力治服洪水。诺亚造了方舟，没有告诉其他任何人，带领自己家人逃出生天。这是古代寓言。

　　《流浪地球》，灾难来临时，带着整个地球去流浪。《2012》，灾难来临时，千方百计让自己和家人获救。这是现代寓言。

　　寓言不能反映一切问题，但能窥见一些文化心理。

　　很多人对集体主义嗤之以鼻，认为集体主义就是“只要集体，不要个人”。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解。

　　真正的集体主义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戴口罩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别人？居家禁足，不串门、不上街，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别人？

　　答案是，既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结果是，既保护了自己，也保护了别人。

　　而“坚决不戴口罩”的做法；为了“上街自由”，集会、游行甚至伪装成玩具狗的做法，看似是在捍卫“个人权利”，其实是把自己和他人都置于危险境地。

　　疫情初期，各省抽调医护人员，各地纷纷捐款捐物，全力支援武汉、湖北；中国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后，尽己所能帮助世界各国抗疫。

　　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我们知道，疫情面前，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任何地区、任何国家、任何个人，都无法不管别人死活，独善其身。

　　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深刻诠释了这一点。中国抗疫的巨大成功，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应对疫情，各国表现不一，背后有制度、文化等各方面原因，但都绕不开一个问题的解决：如何平衡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冲突，使两者最大程度趋于一致？

　　疫情可能短时间内很难彻底消除，在与新冠病毒的长期共存中，我们会经常遭遇并需要解决这一问题。

　　中国式的集体主义文化，显现出了防控疫情的巨大效率优势。但在疫情转入“防反弹”、防控进入“常态化”后，如何继续发扬中国文化中的有利一面，并借机消除文化中的一些陋习、陋俗，则依然面临不小的挑战。

　　比如，不合理的“聚餐文化”，过多过滥的“开会文化”，会不会因为病毒的长期存在，而得以减轻？

　　一些新风尚、新习俗，如为了自己和他人健康佩戴口罩，公筷公勺分餐制等，会否就此形成“口罩文化”“公筷文化”？

　　其他国家文化中的一些因素，在病毒威胁长期存在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一些演化。

　　如一些国家的社交文化，宗教活动的大规模聚集等，在长期防控中存在较大隐患，可能会受到一定的抑制。

　　但不管具体的文化形态怎么演变，相信在经过这场百年来最严重的疫情灾难后，所有国家、所有人，都会对“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没有国家、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产生更深刻、更强烈的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