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哲学体系必然是由一系列概念、判断、推理组成的思想体系。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主要有：理念、存在、对象、本质、精神实体、形而上学等。中国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构筑了一个环环相扣、相互联系的范畴体系。这一范畴体系是中国传统哲学在自身内在逻辑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反映了中华民族理论思维和认识外部世界水平逐渐深化的过程。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春秋战国时期。同一时期，在世界不同的文明点上，如古希腊、古罗马、古印度、古巴比伦等，也相继出现了一大批被称为“轴心时代”思想家的群体。这些思想家不约而同地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生问题进行了全方位思考，提出了一系列人类无法回避且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人类今天的思考，本质上并没有超越“轴心时代”思想家们提出的思考范围，是对古人思考的一种延续。

　　在“轴心时代”的思考中，古希腊思想侧重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由此产生的思想多具科学性、实证性特征；古印度思想、希伯来文明侧重于对人与神关系的探讨，由此产生的思想多具宗教性特征；中国思想则侧重于对人与社会、道德、人生等问题的探讨，由此产生的思想多具道德性、伦理性、人文性特征。有学者概括说，中国哲学就是人学。如荀子所说，“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知古一定是为鉴今，推天道一定是为尽人事，这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特点。与西方哲学重天人二分、思辨、知识、分析、逻辑推演、探求客观世界的真相相比，中国哲学则表现出了重天人和谐、内圣外王之道、人的生命价值、辩证思维、道德实践、生态环境保护等特点。

　　在夏商时期，社会的总体特征是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祭祀与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两件事情。但公元前1046年西周建国以后，打破了延续千余年的天命观，开始实行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制礼作乐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推崇“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命靡常”的价值观，开启了中国文化远神权重道德、远鬼神重人伦的大门，由此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走向和格局。

　　那么，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哲学在对人与自然、社会、人生、人性问题的探讨中，究竟对哪些问题感兴趣呢？通过梳理可以看出，思想家们最感兴趣的问题包括：天人关系、王霸义利关系、天下国家关系、德治法治关系、人性善恶问题、有为无为问题、仁爱兼爱问题等。汉代以后，中国哲学在继续探讨先秦时期所提出问题的同时，还探讨了天人感应、知行合一、天理与人欲等问题。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哲学探讨的所有问题都是围绕着人与社会而展开的。这些范畴体系可概况为五个方面：一是宇宙论方面的范畴：如天人、天道、乾坤、阴阳、五行、道器、理气、无极、太极等；二是本体论方面的范畴：如有无、本末、动静、体用、一多、形神、因果、虚实等；三是知识论方面的范畴：如知行、能所、言意、名实等；四是社会政治历史方面的范畴：如王霸、义利、理势、理欲等；五是人生道德方面的范畴：如仁、义、礼、智、信、诚、心、性、情、欲等。

　　在中国传统哲学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这些概念和范畴被不断地运用、充实、丰富，并不断地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直到今天，这些概念大部分仍然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阴阳、五行学说仍是中医理论的最主要概念；一些成语、俗语仍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语言，如扭转乾坤、天道酬勤、因果报应、本末倒置、避实就虚、言简意赅、形神兼备、仁至义尽、名实相副等；而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则更是我们社会大力提倡的一种传统美德。再譬如，传统哲学中的以人为本、天人和谐、以德治国、依法治国、和为贵、和而不同、民贵君轻、与时偕行、变易维新、求同存异、民胞物与、协和万邦、经世致用、重德重教等思想以及荣辱观、廉耻观、节俭观、正义观等，都已经成为我们今天制定治国方略的重要历史资源和思想资源，成为当今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