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14日，第十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举行。梁晓声的《人世间》成为本届获奖作品之一。在当代中国，茅盾文学奖不仅是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也是人们选择文学图书的重要标准。尤其是在信息爆炸、文学作品海量涌现的今天，阅读精品更加紧迫而重要。当有年轻朋友想读一些长篇作品而询问我的建议时，我一般都会建议他找来茅盾文学奖作品目录，从后往前，逐部阅读。之所以从后往前读，是因为文学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长篇小说更是如此。优秀的长篇小说不但反映一个较长时段的社会风貌，折射其精神状态，艺术风格也深深地打上时代的烙印。一般而言，越是新近获奖的作品，越具有当下性，即便题材内容并非当下的生活，甚至描写的是古代之事，但作家心中的“问题”以及处理此种问题之眼光，必然是当下的，因而也更能与当下的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所思所虑相应和。《人世间》就是这样一部关乎历史、情怀和理想的书，既有史的厚重，又有诗的品格。从某种意义上，《人世间》与经典名作《平凡的世界》在精神上相接续。

　　把从前的故事讲给年轻人听

　　《人世间》这部小说共三卷，110多万字，篇幅不可谓不长。但我读了几页，就被它深深吸引，感到自己必会愉快地完成这次阅读之旅。小说以北方省会城市一户周姓平民子弟的五十年生活轨迹为线索，描写了百姓生活的跌宕起伏，以平民视角观察历史变迁，既让人为人间烟火中的道义担当感动，又让人思考人性的复杂。这部书几乎囊括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梁晓声说，“我从小生活在城市，更了解城市底层百姓生活。我有一个心愿：写一部反映城市平民子弟生活的有年代感的作品。我一直感到准备不足。到了六十七八岁，我觉得可以动笔，也必须动笔了。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对他们将来的人生有所帮助”。由此我们也可窥见他的创作初衷。

　　在《人世间》中，我们读到了历史的巨变、百姓的生活，更读到了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热望，以及坚定信心和执着追求。这段历史仿佛昨天，离我们并不远，这种热望好似朝霞，经常在我们眼前浮现。我们不能割断与昨天的联系，否则就会不知来路；我们更不能放弃心中的希冀，不然就会迷失方向。茅盾文学奖的授奖辞为：“在《人世间》中，梁晓声讲述了一代人在伟大历史进程中的奋斗、成长和相濡以沫的温情，塑造了有情有义、坚韧担当、善良正直的中国人形象群体，具有时代的、生活的和心灵的史诗品质。他坚持和光大现实主义传统，重申理想主义价值，气象正大而情感深沉，显示了审美与历史的统一、艺术性与人民性的统一。”这段话精准指明了小说的价值，也为读者提供了一把阅读的钥匙。

　　致敬现实主义传统

　　梁晓声以知青文学创作驰名，有评论家将其作品比作“知青文学的《清明上河图》”，这为他的小说奠定了现实主义的底色。《人世间》不能归为知青文学，但保持了相似的艺术风格。作者以平视生活的姿态，不动声色地讲述生活本身的故事。如果说生活是一条河流，那么《人世间》的叙事如同不受刻意控制的小船，我们读书的人，就像船上的客人，安心地逐流而下，与之浮沉，很快和船一起进入河流自有的节奏和韵律之中，被书中的人与事所感动，随他们命运跌宕而心情起伏，在他们的生活中，照见了自己的灵魂。

　　巴金先生曾经说过，把艺术和生活揉在一块儿，创造出来的东西是美丽、健康而且有力量、有灵魂的。现实主义是我国文学的优良传统。《人世间》则是一部向这一传统致敬的作品。现实主义并非仅是镜面地反映生活，而是把经过作者的思想、感情和智慧浸润过的生活，有技巧地呈现给读者。在《人世间》静水流深的叙述中充满了作者的历史反思。周秉昆所在的《大众说唱》杂志社办演出公司、到南方“走穴”的曲折命运，让我们看到在市场化改革大潮中，文化单位以及文化人的挣扎与悲切。周秉义主政的工厂的改革更充分体现出改革之路的艰难：“昔日机床前操作车钳铣刨得心应手的技术工人，开始自谋生路，甚至不得不放下身段在建筑工地上当起了挑抬搬运的苦力工，或给瓦工水泥工们当徒弟，仅拿比小工们多一点儿的工钱。……他们都很顾面子，不愿被看出是军工厂的工人，用墨水把工厂服上的厂标涂黑，但工作服的样式还是能让人认出他们的身份。日子一久，也就无所谓了。”这样的细节无不来自于生活，也只能来自于生活，读来让人心酸落泪。

　　童庆炳先生说，现代向传统告别，今日向昨日告别……，是时代精神的要求。不往前走，我们就要落后和挨打，这是时代的理性的声音，但“告别”不是简单地一走了之，而是频频回头，泪光点点，难分难舍，这是传统的人文的声音。在优秀的作品中，两种声音此起彼伏，或同时响起。我想，这是当代的现实主义创作应秉持的态度。《人世间》做到了这一点，它从百姓视角发出的，虽不高亢但执拗有力地诉说着自己的态度，构成了弥漫全书的一种特殊音调。

　　全书的结尾，周秉义因病去世，半年左右，妻子郝冬梅再嫁。周秉昆看到曾经的嫂子“穿件貂皮大衣，脚上是半高靿的高跟靴，挽着丈夫的胳膊”“略微胖了些，气色很好”“一脸重新找到归宿的满足”。秉昆不知不觉流泪了，他意识到，出身平民的周家和作为高干子弟的嫂子郝冬梅本如两条道上的车，被“扳道工任性地扳了一下道岔，互相挂行了几十年，而现在分开了，各上各的道了”。“扳道工”的比喻多妙啊！梁晓声先生以文学的手法，展示了历史是个自然过程，历史感却是一种人文情怀，以充满历史感的笔调描绘历史的过程，正是现实主义的永恒魅力。

　　“好人文化”与“精神贵族”

　　正如许多评论家所指出的，梁晓声是“好人文化”的倡导者。《人世间》中塑造的人物群像，称得上中国平民中的“精神贵族”，他们持守着与人为善、律己向善的心念，身体力行着梁晓声致力追求的“好人文化”，把生活馈赠的一切分赠给他人。

　　我建议读者认真关注书中的“郑娟”。在这个单纯的女子身上，寄托了作者关于好人的想象。郑娟身处底层，生活一次又一次地把她推入苦难，她却始终保持淡然而高贵的人生态度。周秉昆与郑娟的爱情不被祝福，却坚贞无瑕。从表面上看，周秉昆从生活的困苦中拯救了郑娟，给了她爱情和家庭，但在更深的层面，则是郑娟拯救了周秉昆，给了他生活的力量。儿子周楠在美国见义勇为遇害后，郑娟镇定地赴美处理后事，拒绝了基金会的救济，并在美国的追思会上说：“作为母亲，一个文化程度很低的中国母亲，我对儿子唯一的教育，就是希望他长大后是一个好人……”这番话让美国人对这位中国母亲充满了敬意。作者对郑娟的描写，渗透了一种超越世俗的神性，不但令这个人物光彩夺目，而且给最普通的小人物以及他们的凡俗生活赋予了高贵的品格。

　　梁晓声先生曾把读书的作用归结为四句话：“植根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这正是“好人”的画像，也是“精神贵族”的写照，它们无不植根于有尊严、有梦想、有韧性的生活。

　　（作者:《中国文艺评论》杂志副主编、编辑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