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重视运用与实践：美国“语文”课本的使用

　　与我国的语文课很大程度上“教课本”不同，美国的“语文”课并不依赖课本，而且越往高年级这个趋势越明显。例如高中教师授课时，往往依据课程标准设计教学目标，并将教学内容以讲义的形式发给学生，而较少让学生直接使用课本。学生学习时根据讲义要求，在教师指导下自主选择篇章或书籍（不限于课本内容），之后开展阅读、朗诵、分析、写作等活动，最后完成阅读评估表，并制作PPT或视频向全班展示。当然如果阅读的内容能在课本中找到合适的材料，师生们也会使用课本。比如学习《奥德赛》《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名著，课本里多有相关的内容，教师在教学时就会根据教学实际使用或参考课本。

　　和我国的语文课重视背诵经典篇目不同，美国的课堂上看不到学生背诵或默写，美国的“语文”课本里也几乎没有背诵默写的要求。例如，学习莎士比亚作品，学生通过排练、表演戏剧的方式，揣摩人物性格，分析戏剧矛盾，把握剧作主题，至于背诵经典的台词或独白，并没有特别强调。再如，学习十四行诗，教师并不要求学生背诵默写，而多要求学生进行各种仿写——主题的仿写，修辞手法的仿写，重点词语的仿写，等等，通过立足于运用的方式达到学习诗歌的目的。

　　这种在背诵课文上的差异和中美两国的教育传统有关。我国的传统教育重视“读经”，悠久的历史更孕育了大量的经典作品，语文教材在编写中自然而然地重视引导学生背诵经典课文，以增强学生对民族文化的体认、继承和发展。美国的语文教育则有着鲜明的实用主义倾向，重视运用、实践是其语文学习的首要目标。

　　4 宗教的作用：美国中小学的意识形态教育

　　美国中小学“语文”教学不依赖教科书，主要原因有两方面：

　　一是教科书陈旧。美国的教科书采用循环使用制度，教材由学校购买，提供给学生循环使用，一届学生用完了下一届学生接着用，这样做虽然节约环保，但在实际使用中造成的结果是教科书一般都要使用六七年，甚至多达十多年，其间并不更换教材。这就导致不少教材陈旧，甚至有错却仍然继续提供给学生使用。在不少教师看来，与其使用陈旧的教科书备课，不如自己搜集更能引起学生兴趣的资料。

　　二是重要的是标准，而非课本。美国中小学教学强调依据标准，比如阅读的标准、写作的标准、听说的标准，这些标准分级细密，各年级该达到什么水平，教师都必须非常清楚。可以说在美国从事教师工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标准意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霍顿·米夫林·哈考特集团出版的《文学》教材具有鲜明的“标准性”。在实际教学中，教师不仅需要非常清楚各项标准，还要根据各项标准评估学生的达标情况，从而确定教学目标，实施有针对性的教学。例如有的6年级学生，阅读水平达到了6年级标准，但写作水平还停留在5年级，听说能力却达到了7年级，这时教师会根据评估结果，对学生的阅读、写作、听说实施程度不同的教学行为。综合来看，在美国的“语文”课堂上，重要的是“标准”——这是教学的依据；而课本只是教学的资料，和普通读物、网络资料的地位是一样。

　　教科书不是一般读物，尤其是文科性质的教科书带有很强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属性，起到对公民从小进行思想教育、培养文化认同的作用，这也是个体成为民族国家共同体一分子的重要途径。美国虽然标榜“自由”，但也需要一个相对稳定、一致的思想和意识形态来维持民族国家共同体的稳固，但问题是美国既没有统一的“语文”课本，又允许中小学灵活使用课本，甚至不用课本，这是忽略了教科书的意识形态效用吗？

　　当然不是。美国在“语文”课本使用上的自由和泛化，不是忽略了教科书的意识形态效用，而恰恰体现了美国式的意识形态——所谓的“自由”。“自由”是美国标榜的口号，更是其教科书使用过程中遵循的“政治正确”。这种自由化的教科书使用行为渗透了美国式的意识形态，同时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其标榜的意识形态。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美国的国家文化基于民族-宗教认同的特点，使得它可以通过宗教补偿教科书在培养文化认同、统一思想方面的作用。美国“教堂多而且教派多，还有许多教会学校、传教活动、刊印圣经和宗教小册子的社团以及布道会，到教堂做礼拜的人也多，凡此种种‘都表达出人们普遍的基督教特点，在这一点上，美国人已领先于欧洲大多数老的基督教国家’。”（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

　　在美国的城镇中，教堂的密集度要高于中小学校，吸纳的人员从儿童到老人，年龄跨度大，覆盖面广。教堂针对青少年开展专门的传教活动，如阅读《圣经》中的简单故事，唱诵宗教歌曲，讲解基本的基督教教义，等等。在某种意义上，其宗教思想的灌输和规训，甚至超过了一般的思想政治教育。

　　（作者：韩涵，系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