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铭暄（左）在参加“最美奋斗者”表彰大会时与自己的学生宋鱼水合影。

　　学人小传

　　高铭暄，1928年生于浙江，1978年10月至今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工作，历任讲师、副教授（1980年5月）、教授（1983年5月），并于1983年9月至1986年6月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主任，现任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1984年1月，成为中国刑法学专业第一位博士生导师。高铭暄是唯一自始至终参与第一部刑法典制定的刑法学者，为新中国刑事立法作出了彪炳史册的巨大功绩。著有专著8部，主编、参与著述90余部，论文300余篇，其中，1981年出版的个人专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是改革开放后我国法学界出版的第一部个人学术专著。先后荣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优秀教师”“全国师德先进个人”“国家图书奖”“吴玉章优秀科研奖”“切萨雷·贝卡里亚”奖等国家级和国际性荣誉。2016年11月，获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2019年9月17日无疑是中国法学界的一个“大日子”。法学界的泰山北斗高铭暄先生被授予“人民教育家”荣誉称号。习近平主席签发主席令的消息一经公布，迅速“刷屏”。高先生作为中国法学教育界的卓越代表，这一荣誉既是对他66年法学教育生涯的最高褒奖，也是对中国数万法学教育者的高度肯定。作为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高先生的名字是和中国刑法学的很多“第一”联系在一起的——他是唯一全程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制定的学者，是新中国第一位刑法学博导、改革开放后第一部法学学术专著的撰写者和第一部统编刑法学教科书的主编者。

　　亲历见证

　　高先生曾说：“我将刑法学视为至爱，须臾也不离，真正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先生辉煌的学术人生中，最为耀眼的部分莫过于亲历并见证了中国刑法立法的孕育诞生与发展完善。1954年10月，先生26岁时受命参加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律室组建的刑法典起草班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设计第一部刑法典。每每谈及这段历史，先生内心总是充满了激动，有时也会自我调侃，“有这样的经历，刑法这碗饭我肯定是要吃了”。

　　从1954年到1979年，草案先后有38稿出炉，其中都凝结着高先生的智慧和心血。由于各种原因，在这25年中，只有10多年能够正常进行刑法典的起草工作。在此期间，先生提出了大量立法意见和建议。其间，他还负责汇编各类立法资料，包括解放区、中华民国法律及苏联、东欧、法国和德国等国刑法，其中包括收集最高人民法院从中国一万多起刑事案件总结出来的司法经验材料，以便规定罪名、刑种和量刑幅度。

　　“文革”期间，中国人民大学被撤销，高先生交予法律系内部资料室保存的刑法典多个草案稿及相关法律意见汇集等珍贵资料被付之一炬，他也先后被下放到京郊炼油厂和江西余江“五七”干校劳动锻炼。但先生矢志不渝于新中国刑法典的起草工作。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决策和部署之后，刑法典起草工作再次被提上国家立法工作日程，此时高先生已过天命之年，但他很快就投入到刑法典起草工作当中。至今，先生仍然准确记得，1979年7月1日16时05分，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全体与会代表一致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诞生了！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对刑法的补充和修改工作也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自1981年至今，无论是单行刑法的制定、1997年的全面修订，还是至今十个刑法修正案的出台，高先生参与了绝大多数刑事法律的立法活动，提供了大量具有前瞻性和科学性的立法咨询意见，受到我国立法机关的高度重视和评价。

　　1979年刑法典出台后，由于当时刑法学界尚未从“文革”冲击形成的学术荒芜状态中走出来，为了促使刑法典的精神和条文内容更好地被大家理解，高先生作为唯一全程参与1979年刑法典创制的学者，及时编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一书。他在该书中详细记述了立法过程中的各种不同意见，客观忠实地阐释了1979年刑法典各条文的立法原意，对理论界和实务界准确理解与正确适用刑法提供了重要帮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被高先生的恩师李浩培先生盛誉为“中国刑法学界的一部重要著作，任何人欲谙熟中国刑法，是必须阅读的”。这本书作为刑法学子的入门必读，一度成为手抄热门。

　　为全面反映1980年之后的刑法立法过程，2012年，时年已84岁高龄的高先生又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诞生和发展完善》，85万余字的巨著将新中国刑法立法进程、背景、法条要义给予全面深刻的阐释。

　　这85万余字，全是高先生一笔笔写出来的，这种治学精神令人高山仰止。

　　海纳百川

　　“徒法不足以自行。”有了刑法典，还需要能够适用法律的刑法人才。刑法学界很多人都能背诵高先生的个人信条“教育乃我之事业，科学乃我之生命”。66年，先生把自己的青春和心血，全部倾注给了我国的法学教育事业。

　　几十年来，高先生一直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他教过本科生，培养过硕士生、博士生，指导过博士后研究人员，还亲自为进修生、电大生、业大生、高级法官班学员、高级检察官班学员授课。

　　高先生把培养合格的人才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对所指导的研究生，他创造性地总结出“三严”“四能”“五结合”的人才培养之道。“三严”，是指对学生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训练；“四能”，是指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翻译能力、研究能力、写作能力；“五结合”，是指使学生做到学习与科研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全面掌握与重点深入相结合、研究中国与借鉴外国相结合、个人钻研与集体讨论相结合。

　　高先生在刑法领域首倡“综述研究”方法。后来，这一方法惠及其他各个部门法领域，对法学教育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此，刑法学家、北京大学法学院陈兴良教授曾满怀深情地回忆：“我对刑法真正产生兴趣是在1983年的上半年，当时高铭暄教授给我们年级讲授刑法总论。高铭暄教授的刑法总论打破了我此前形成的刑法无理论的偏见，尤其是对犯罪构成理论的介绍，对我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在刑法总论讲授中，高铭暄教授布置让我们每人做一篇综述，正是通过综述的方法，使我进入刑法学研究的大门，成为刑法学术活动的起点。”

　　作为新中国第一位刑法学博导，高先生目前已经培养了博士生64人。作为新中国刑法学科的创始人之一，他所培养的学生也成为中国刑法学界的领军人物。先生指导学生，并不在意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方法的启蒙。他指导学生有教无类，又注重因材施教，对所有弟子一视同仁，尊重每个弟子的特点、个性和兴趣。

　　在高先生的弟子中，学术观点不同甚至激烈争辩者，不为少数。这也恰恰体现了先生“海纳百川”的治学态度。他曾言，刑法学者应当独立思考，坚持学理探讨，具有高度的科学信念。学术上没有禁区，应当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在追求真理的探索之路上，高先生鼓励学生创新。在刑法学犯罪构成问题上，到底是引进德日刑法理论中的“三阶层”体系，还是坚持我国已有的犯罪构成理论，学界曾经一度出现激烈的观点争鸣。在2009年和2010年，面对学界对犯罪构成理论的质疑，他亲自作文《论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的合理性暨对中国刑法学体系的坚持》予以回应。

　　在这场争论中，面对学生之间的不同观点，高先生坦言“如果说的有道理，我还是尊重人家自由的学术观点，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据。我是这么讲，学术归学术，关系归关系，有不同意见是好事，真理越辩越明”。正是这种宽厚包容，使得众多后生弟子都更加敬爱先生，无不将先生尊为人生难得的良师益友。

　　高先生常对学生说：“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他的学生大多有两个无比幸福的深刻记忆：其一，在诚惶诚恐地向先生递交论文时，老师都是先亲手端上一杯清香绿茶，再谈论文。其二，你可能在不经意的闲谈时提起自己的生日，而恩师便会悄悄记下，当你生日来临之时，手机短信里会出现一句“某某生日快乐！”谁会想到，这样的祝福竟然来自恩师。

　　高先生的热忱与关怀，足以鼓舞学生秉承师志，献身学术、献身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