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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访谈

是中国人,就应该接受中国人的命运

沈轶伦
2019-05-31 09:38:38  来源:解放日报

——专访翻译家文洁若

文洁若1927年出生,翻译家。翻译了大量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的作品。曾与丈夫——著名记者、作家萧乾合译《尤利西斯》。刘明辉 摄

      她已经92岁了,每日坚持翻译。

      从1950年考入三联书店,次年调入新成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后,文洁若的生命里顶要紧的有两件事:一件是翻译,一件是爱萧乾。

      萧乾在时,翻译成为文洁若支撑小家走出困境的现实倚靠。如今萧乾不在了,翻译成为文洁若的呼吸本身。

      看上去,屋里是乱得不能再乱。

      文洁若亲自开的门。她背后是堆满物品的窗台,上面放着电话、记事本、大小纸盒、塑料袋、卷起的报纸、一件外套、假发、几本书,林林总总,毫无章法,叠得岌岌可危,似乎随时要崩塌。地上则散落纸屑、包装袋、几截缎带、一只空的易拉罐。紧挨着这一切的就是一张床。床上被子、毛毯和衣服裹成灰色团状,教人只好移开眼睛。

      在这一切混乱的中心,是一张书桌。已经看不出桌面本来的颜色。书、辞典、纸张、杯盘、镜框,没有了墨的笔和还有墨的笔,以及杂志横陈,如刚刚经历一场风暴。但奇妙的是,风暴眼的中间,是平静的。在斜面书桌的正中,蓝色小台灯下,铺开一沓纸,是文洁若正在翻译的日本作家松本清张的书稿。

      她已经92岁了,寡居、独处、驼背、坚持自理家务。她看上去对此实不擅长,也没打算擅长。

      这世间有无数整洁的房间。这世间只有一个文洁若。

      对萧乾来说如此,对翻译界如此,对中国文坛如此。

      从1950年考入三联书店,次年调入新成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后,文洁若的生命里顶要紧的有两件事:一件是翻译,一件是爱萧乾。萧乾在时,翻译成为文洁若支撑小家走出困境的现实倚靠。如今萧乾不在了,翻译成为文洁若的呼吸本身。

      现在,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10点,除了处理起居杂务外,文洁若差不多都在翻译。她没有电视,不用电脑。家里唯一两样电器是电灯和冰箱——内室的两台冰箱里,一台用来储存食物和罐头,一台已经不插电,用来存放书。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上的这间公寓里,如此就有了两个世界。一个世界,所有来访的客人肉眼可见,让人没处落脚。另一个世界,则在屋主文洁若的视线里——这分明是一个好得不能再好的安乐窝,这里充盈着她喜欢的一切东西:书本,书稿,辞典,纸笔,还有萧乾的气息。

      如有魔法护佑,岁月、疾病、外界速变的社会和种种纷扰,没有一样能侵入文洁若的小屋。

      她在屋里,全然自由。

      “写文章的人,不能离开母语的根”

      解放周末:文先生,下午好。您午饭吃了吗?

      文洁若:随便对付了一点。我有肉松、香蕉。还有我弟弟从日本带来的鱼罐头。

      解放周末:听说您的最高纪录,是曾经有半年没开伙,也没怎么去食堂,就靠在办公室吃黄瓜。

      文洁若:哈哈,对啊,那时候萧乾刚从干校回到北京。原先的房子没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住处,就在一个原先的破门洞里,堵上门洞住人。那地方小得只够他和孩子睡一个上下铺,哪儿够我睡啊。那我白天还要翻译不是?所以我晚上就干脆到出版社办公室,把8把椅子拼起来当床睡。我当时要翻译,也没时间吃饭,就用黄瓜、西瓜、西红柿和桃子对付。我就想,天天吃这些能不能活呢?嗨,还真成功!那时候一个礼拜我能翻译3万字。现在3万字,我得翻译半年咯!

      解放周末:有没有想过,请一个家政服务员,或许能帮您承担掉一点杂务?

      文洁若:不需要。有阿姨来,我还得陪着说话。她一边做事,一边得和我说话,是不是?我又不能和她说:你来做事,不许说话。她一说话,我还能不理她吗?不成啊!这样一耽搁,两个小时就没有了。那我何苦来呢?

      我自己现在一点儿毛病没有,还能自己个儿做家务,就当活动活动。我还每天下楼去取报纸呢。本来派报纸的服务里有个项目,是多加点儿钱,就能派人每天上楼来给我把报纸送到家里头。我说我不要,我自己下楼去取。我能走。我也不要阿姨。做家务也是运动。我吃的、用的,都很简单。

      解放周末:您精神真好,看不出岁数。

      文洁若:嘿嘿,你能看得出我这是假发吗?嗯,我也一点没病。哎,这大概和我们家有关。我大弟弟现在90岁了,小弟弟88岁,我们仨人都挺好的。

      解放周末:最近您的孩子们有没有回来看望您呢?

      文洁若:我的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在美国。去年8月他们都回来看过我。

      解放周末:您有没有想过,去美国和他们一起生活?

      文洁若:我去过美国,也看过他们。他们也说过让我一起去那儿生活。但我去美国,首先工作不方便了。再说编辑们也不方便上门来组稿,对不对啊?再说我去美国怎么做事呢?

      解放周末:您懂英语,完全没有语言沟通问题。

      文洁若:我的大姐年轻时写过很多文章,20岁不到,她的文章就登在《大公报》上了。但她二十几岁后一到美国就搁笔了。为什么呢?因为到了美国人就懒啦,什么都不想写啦。

      解放周末:还是喜欢北京吧?

      文洁若:我是中国人,还是喜欢中国。写文章的人,不能离开母语的根。

      “我还没到100岁,且活呢”

      解放周末:文先生,今年清明节您有没有去看望一下萧乾先生?

      文洁若:哎呀,挺远啊,我去不了。他的墓现在在上海。

      解放周末:那您想念萧乾时去哪儿?

      文洁若:出书啊!我就一本一本给他出书,我自己也写文章。有的也登在你们《解放日报》上。我还没到100岁,且活呢!

      解放周末:您现在每天工作的时间怎么安排?

      文洁若:我大概每天8点起,9点工作,一直到晚上10点。10点钟准睡!

      解放周末:不怎么出门?不会会朋友?

      文洁若:不出去。这就是92岁的好处啦。他们(朋友们)会来(看我),我不出去。我现在洗衣机也不用,有一天,我把洗衣机放在门口,后来也没有啦,电视机我也不用。每天保证翻译的时间。

      解放周末:手头在忙着翻译什么呢?

      文洁若:我最近在翻译松本清张的一个长篇,还有太宰治的一篇作品,还打算重新翻译三浦绫子的一些作品。有些长篇,由我在日本的弟弟打了初稿,做好第一道工序,寄来,我再加工。给你看看吧。(迅速从混乱的书桌的一角准确地翻出一份翻译手稿)。

      解放周末:你们二位还都用手写。

      文洁若:都用手写。

      解放周末:当年,您刚念完小学一年级,就跟随做外交官的父亲去东京读了6年书,直到1936年回国,之后在北京见证并亲历整个全面抗日战争。此后至今,您一生都在致力于翻译和推荐日本文学作品。您如何看待来自日本的作家?

      文洁若:反正我都挑好人的作品翻译。比如谷崎润一郎是日本作家,但他一直在反思战争。战争期间,他为回避对法西斯的支持而写长篇小说《细雪》。还有日本作家三浦绫子,一生反战。她曾表示,如果中国人翻译她的作品,她不收中国人的版税。

      我们从日本回到北京后不久,就是1937年了,我们去上学的路上,经过日本士兵的岗亭,都要对他们鞠躬。我当时就和同学说,我偏不鞠躬。后来为了避免经过他们站岗的地方,我就绕道走路去读书。当然还因为那个时候家道中落了,爸爸被免职,得靠变卖家里的东西供我们几个孩子读书,我也没钱坐车去学校。这样一来,我身体倒是锻炼得不错。大概就是靠了小时候一直走路的关系。

      在日本的时候,我爸爸就常带我看书,去书店买书,还指着书和我说:“将来你若努力读书,也会有机会把名字印在书上。”从日本回到中国后,我爸爸要我将日文版的十卷本的《世界小学读本》翻译成中文。我用4年时间翻译了出来。那时候我也没想过,将来我会靠翻译吃饭。但我很清楚,我就喜欢书。

      解放周末:从小学生至今,这么多年您一直奋战在翻译一线。

      文洁若:哈哈,我又没有别的兴趣。吃喝玩乐,我都不喜欢,出去旅游,只觉得累得很。

      “感谢世界生了个雪子”

      解放周末:从某种意义上说,萧乾也是受到您的启发才开始翻译。

      文洁若:他原先是记者。前半生都在创作。“文革”时不能创作,只能翻译。萧乾曾经把自己1949年前写的作品都用绳子捆好,塞在角落里。聪明人有时候也很脆弱。

      解放周末:萧乾比您大17岁,是家里的男主人。但似乎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您一直在担任保护者的角色。

      文洁若:哈哈,我说过,“你放心,有我呢。我要当一只老母鸡,把你和孩子们都保护在我的翅膀下。”

      他一垮下来,我得加倍工作支撑住这个家。1958年,我被调到出版社的亚非组,两个月里编好发排了40万字。之后又编辑了菲律宾作家何塞·黎萨尔的长篇小说《不许犯我》和续集《起义者》,一共约80万字。天天工作到晚上10点后才回家,在家书里,也一直和萧乾讨论我的编辑想法。我们每三天写一封信。在没有原文也没辞典的情况下,萧乾每次都认真看我写在信里的原文和译文,再仔细写上他的判断。当时他正孤零零地住在唐山附近农场的一个棚里,被监督劳动,负责照看菜地。

      解放周末:那时候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怎么会有这样的勇气,自告奋勇说您来撑住这个家?

      文洁若:萧乾是很天真的人,我要保护他。当时有什么坏消息,人家传话过来,说什么谁和谁的关系,谁说了谁的坏话,什么乌七八糟的事儿,我都不告诉萧乾,不让他知道。我来做他的支柱。

      另外,萧乾的单位对他还是很好的。我觉得中国不会一直这么混乱。这么一个阶段很快会过去的。我和萧乾说,“We must outlive them all,我们要活得比他们都长。”他们,是指“四人帮”。

      萧乾从小是遗腹子,城市贫民出身,做记者时在英国经历二战,吃了很多苦都不在乎,性格特别乐观。但那一阵子,萧乾老说“我脚下是个无底深渊”“天要塌了”。我说:“天都是空气呀,呵呵,怎么塌?再说,天塌了,地顶着呢。”

      解放周末:东京大学的汉学家丸山升教授曾经称赞,您和萧乾的结合是不平凡的。

      文洁若:萧乾曾经和我说过一句印度谚语:“我一直为自己没有鞋子哭泣,直到有一天我看见一个没有脚的人。”

      解放周末:1951年,您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后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次近距离看到萧乾时,您的朋友和您说“瞧那个怪人”。当时您说,觉得他就是个胖胖的滑稽的中年人,腆着肚子,做操弯腰时怎么也够不着地面,并不觉得他是美男子。怎么后来就爱上了他?

      文洁若:我觉得同龄人太幼稚,我都不感兴趣。他们啊,太嫩。我大学里都没和男学生说过话。大学里我几乎天天在图书馆坐到闭馆。男同学说我“too pious”,意思是太虔诚了,像个修女。我看到别人在校园里谈恋爱,也很瞧不上,心想,“我可没有那份儿闲工夫”。

      但萧乾的《梦之谷》我在高中时就看过了。在出版社,大家认识了后,我带着自己的译本和原书向他请教。他讲得很耐心、很俏皮,他反对翻译腔,反对照字面硬搬,建议要掌握原作的艺术内涵。这些都给我很多启发。没有一个同龄人能做我的知音和向导。

      解放周末:你俩各有个小名,特别有意思。您的小名是雪子,萧乾的小名是乐子。我看您写过,说你俩定情的时候,萧乾先生在东安市场给您买了一个玛瑙胸针——上面有个象牙雕成的爱神。他在锦盒盖子的反面的衬绸上用绿墨水写道“感谢世界生了个雪子”,下面署名是乐子。

      确定关系后,萧乾先生带您看话剧时,台上表演成渝铁路竣工的场景,演员说“我们40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捏了一下您的手,小声对您说:“我40年的愿望也终于实现了——我找到家啦。”

      文洁若:哈哈,是啊,我们1954年五一节前结婚。婚后开心了3年,然后苦熬了22年。不过萧乾平反后,我们的晚景还是很开心的,我还陪着萧乾多次出访,走访了许多国家,认识了许多朋友,过得特别充实。

      每件事都有两面。从47岁到69岁,萧乾最好的岁月没有机会创作,但多了许多时间和孩子们相处。

      “至于我呢,还是就在北京的好”

      解放周末:您说过,你们即便在湖北干校里,也一直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

      文洁若:我给孩子们做幻灯片,然后让他们自己画革命故事,我们放着看,给大家讲。小孩很感兴趣。后来这些幻灯片都给我弟弟了,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

      解放周末:萧乾也一直亲自教孩子学习英文。

      文洁若:那是尼克松访华前。1971年,萧乾听到工宣队传达了基辛格访华的消息后很兴奋。他做过记者,写过国际政治评论,感到现在的时局要发生变化。

      过去儿子学校教英文,都是用汉字标注,比如父亲是“法则尔”,床是“贝德”,发音很不标准,萧乾有心想教儿子正确发音。那时候我们住在一个土坯房里,村庄的东面有一个小角落,藏在山崖下,周围是树林,对面是山,头上是藤蔓。萧乾常常带着水壶、干粮和儿子去那里,一待待半天,耐心教儿子唱英语儿歌,启发他学习的兴趣。他们管这个叫“父子角”。

      解放周末:1983年你们去美国的时候,萧桐(萧乾和文洁若的儿子)已经顺利在美国留学了。

      文洁若:那是萧乾重访爱荷华。第一次就是1979年8月,萧乾去了著名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主持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那是30年来大陆作家初次访美,也是萧乾真正相信自己重获信任,如释重负。1983年,我们受邀再次去爱荷华时,去看了正在那里留学的萧桐。当时,萧乾一再和儿子说,学成后要回来报效祖国。说到激动处,萧乾心脏病都犯了。

      那晚,我就给萧桐写信说,当年你爸爸回国,许多人给他泼冷水,他是毅然决然自己拿主意回来的。在最潦倒落魄时,他也从未反悔过。

      解放周末:其实当年您也问过萧乾类似的命运抉择问题。萧乾曾经受挫,吞下安眠药又故意触电,一心求死。等他被侥幸救回来后,您可心疼了,说:“当年你留在剑桥,也是个著作等身的剑桥教授了。”

      文洁若:对啊,他当时加重语气,带着凄厉神色,很严肃地对我说:“我是中国人,就应该接受中国人的命运。”

      好吧,现在,我也是这么想的。现在出国方便,人们住哪里的都有,住哪儿都挺好。但不管到哪里,都还是中国人,离不开这个根。

      我还记得有一位叫张纯如的作家,年纪轻轻,很漂亮的,出生在美国,长在美国,也和美国人结了婚。后来采访并撰写了《南京大屠杀》。最后受不了写作的压力,也受不了历史的沉重,自杀了。她虽然生活在美国,但她心里始终放不下发生在中国的事。这样的人,你应该去写写嘛。

      至于我呢,还是就在北京的好。我身体很健康,文章写不完,翻译不完,我天天都在做事。等到以后,我也要埋在北京。

编辑:迟语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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