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中国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前提。只有正确地认识了中国，我们的工作才能取得成功。自上世纪40年代以来，对于中国主要有“乡土中国”“城乡中国”“转型中国”“新乡土中国”“走出乡土”等几种有代表性的认识。这几种认识各有其道理，也各有其意义。但随着时间的流转，这些认识显现出一些不足，需要更新解释，充实视角。

　　认识中国，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前提。只有正确地认识了中国，我们才能据此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的工作才能取得成功。

　　自上世纪40年代以来，对于中国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有代表性的认识。

　　一 乡土中国

　　二十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讲授“乡村社会学”，1947年出版《乡土中国》一书，正式提出了“乡土中国”这样一个认识中国的著名概念。他认为：“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

　　《乡土中国》不是对中国社会的具体素描，而是抓住支配中国乡土社会各个方面的社会结构原则和一般要素体系，包括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系维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试图以一种更抽象和观念的方式来讨论中国社会”。它们的总和形象地体现了中国乡土社会的概况和面貌，准确地揭示了中国乡土社会的性质和特征。自此，“乡土中国”成为了认识中国的一个新概念，在许多时候，它甚至等同于中国本身。

　　至于“乡土中国”能否概括中国社会的性质，直到晚年，费孝通先生还说：“我称这是一项探索，又一再说是初步的尝试，得到的还是不成熟的观点，那就是说，如果承认这样去做确可加深我们对中国社会的认识，那就是还得深入下去，还需要花一番工夫。”毫无疑问，“乡土中国”为认识中国提供了新概念，但不应止步于此，我们还应按照“乡土中国”的启示去继续探索，不断深入地认识中国。

　　二 城乡中国

　　“城乡中国”是一种长期流行的观点。它正确地看到了中国的国情或特色，那就是城乡分立、城乡差别以及为消除它们而努力的城乡共治、城乡一体。确实如此，偌大个中国，就其构成部分来说，大体而言就是城市中国和乡村中国；就其特征来说，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具有“城乡”二元结构这样的显著特征；就其原因来说，是由过去“城乡分治”造成的；就其发展方向来说，是城乡共治、城乡一体。“城乡中国”准确地抓住了中国“城”与“乡”这两个核心要素。

　　但“城乡中国”仍然局限于地域因素，是地理概念，具有直观性、表面化和表述性的特点，尚未达其本质（体），“城”与“乡”并不是中国的构成元素和本质所在。如“城”里面也有“乡”，如“城中村”即是如此，许多城市都有“城中村”；“乡”里面也有“城”，如华西村等。至于文化等更深层次的东西，那就更是城乡共有、城乡不分了。这就说明，“城”与“乡”还不是中国社会的构成元素，还不是“二元”，在“城”与“乡”的背后或深层还有元素性的东西有待挖掘和提炼。这还说明，以“城”“乡”“二元”为基础所提出的“二元中国”也是不及根本的。

　　由于没有抓住城乡背后元素性质的东西，人们对消除城乡差别所提出的许多建议也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城乡中国”是用主辅、优劣的眼光看待城乡，即城市为主、乡村为辅，甚至城市代表着先进、乡村代表着落后。说是“城乡二元”，实是“城乡一元”，或“城市一元”，即有城无乡。据此，有些人提出的消除城乡差别、促进城乡一体的政策法律措施，本质上是以城代乡、以城治乡，乡向城融合、乡一体化为城。追求城市化率、鼓励农民进城、推进农民市民化等就是如此。城乡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但不少城乡差别是相得益彰的。城市有城市的优点，乡村有乡村的长处。城乡差别使城乡优势互补或取长补短，这有利于增加社会的多元性，扩大人们的选择性。城乡差别并非全是弊端、全要消除，我们要消除的不是那些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城乡差别，而是那些阻碍城乡发展、妨碍社会公平的城乡差别。

　　我们现在还在追求城市化率，但无论我国的城市化率多高，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将14亿多人口都变成市民。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没有乡村，它们都是由城市和乡村构成的。城市化率也不是越高越好，城市化率因人口集中、资源束缚、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管理困难等原因而有其必然的限制。因此，让乡村依赖城市、转为城市，是行不通的。相反，应努力通过各种政策法律措施，如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民市民平等化、城乡流通自由化、城乡交通便捷化、城乡贸易公平化等等，大力提高乡村的吸引力，不仅让农民自愿留在乡村安居乐业，而且吸引市民到乡村成家创业，促使城与乡双向融合、城与乡互为一体。这才是切实可行的政策法律措施。

　　尤要指出的是，“二元中国”是中国社会发展所要消除的对象而非所要追求的目标，是中国社会的现存状况而不是发展愿景。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和愿景是要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城乡一体，“二元中国”是过渡阶段或过渡性质的中国，而不是未来之中国。

　　三 转型中国

　　“转型中国”是基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引发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而提出的一种对中国的认识。它较为准确地抓住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最主要的内容、国情和现状，那就是“转型”。如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闭关锁国到对外开放、从人治到法治、从传统中国到当代中国等等，一言以蔽之，就是转型。但何谓转型？转型的动力何来？转型的内容是什么？转型的路径何在？转型转向何方？转型后的中国是什么性质？等等，对于这些问题人们并无统一的说法，都需要进一步探讨，也尚需更精准的概括。

　　转型是事物结构、性质的根本转变（化），即事物从一种结构、性质转向另一种结构、性质。转型包括方方面面，如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型、发展方式的转型、管理方式的转型、体制机制的转型，但最主要的是社会制度的转型。社会是一个自主体，会自我变迁，而社会变迁有其内在规律，有其内定方向。中国社会变迁不是自我否定、自我异化，而是自我革新、自我发展，这就决定了中国社会变迁不是改旗易帜，不是转向中国的反面。中国社会变迁只能是越来越“中国”，而不是越来越背弃中国、越来越非中国化。

　　“转型”的路径包括发展理念更新、发展主线调整、发展动力转换、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社会秩序协调等等，但这些都是体制甚或机制性的问题，不是制度性的问题。虽然这些体制或机制的转型，会促使中国社会发生变迁，但不会使之发生质变异化。

　　“转型”后的中国是什么性质呢？毫无疑问，“转型”后的中国还是有着五千多年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还是改革开放的中国，还是致力于民族复兴的中国，等等，这些方面都没有转型。转型的只是实现它们的方式，即从不利于实现的方式转向能够更好地实现方式。

　　此外，中国不能总是处于转型之中，总有转型完成之际。“转型中国”旨在转向稳定有序的中国、长治久安的中国。

　　四 新乡土中国

　　费孝通先生提出“乡土中国”的概念迄今已有70多年了。这期间，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但许多人依旧套用“乡土中国”的概念去解释中国的现实，这是不恰当的，也是解释不了的。鉴于此，有人提出了“新乡土中国”的概括。他从乡土本色、村治格局、制度下乡、村庄秩序、乡村治理等方面描述了“新乡土中国”，旨在表明“乡土中国”所发生的新变化。但仅在“乡土中国”之前加一个“新”字，虽然简便，但不够直观，无法点明“乡土中国”“新”在何处。“新乡土中国”虽然有厚重的经验质感，但随着农业税的免除、农村土地政策的完善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等，“新乡土中国”所总结的许多经验已经成为过去，而不再成其为经验。况且，其所谓的经验仍然带有“朴素经验主义”的色彩，流于经验描述而欠缺理论概括，没有很好地概括出“新乡土中国”的本质和特征，没有概括出对“新乡土中国”画龙点睛的社会结构原则和一般元素体系，尤其是当下发生了重大社会变迁的中国，已不仅仅是“乡土中国”，还有其他重要元素。费孝通先生早就预言，“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最简单的说法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替易。”如今的中国，不仅具有“乡土”元素，而且具有“工商”元素，即便是中国的乡村也是如此。所有这些变迁已不是“乡土中国”或“新乡土中国”所能概括得了和解释得了的。

　　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乡土中国”，指的是当时中国的最基层——乡村，即“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尽管当时的中国，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乡村，过着乡土社会生活，因而是“乡土中国”。但严格说来，并不是整个中国都是“乡土中国”。即便是当时的中国，也有不少大大小小的城市，有的还历史悠久，规模不小，也有现代社会的萌芽。虽然它们建基于乡土，或被乡村所包围，不乏“乡土本色”或“乡土底色”，但它们也具有许多不同于乡土社会的属性和特点，因而并不完全是“乡土中国”，更不用说是后来乃至当今的中国了。所以，“乡土中国”是“以点带面”、“以小见大”、“以乡代国”，当然也就难免“以少胜多”、以偏概全、挂一漏万。

　　五 走出乡土

　　目前的中国已经发生了广泛深刻、翻天覆地的重大变化，在许多方面从根本上已大大不同于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乡土中国”。据此有人认为，目前的中国已经走出了乡土，不再是“乡土中国”了。但社会发展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而不是空前绝后、另起炉灶的，社会发展的这一必然规律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走出乡土，特别是不可能离开土地及其所孕育的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元素，就像地上万物不可能离开土地一样。正如汉字“坏”所揭示的，“土”“不”就是“坏”，或者说，“土”没了，就会变“坏”。同样，如果中国走出了乡土，没有了“土性”，缺少了“土质”，如同“五行缺土”，中国就变质了，就没有中国特色了，就不再是中国了。乡土永远是中国的一个基本元素和本质特征。

　　上述这些概括都不无道理，也都有其意义。但随着时间的流转，这些认识显现出一些不足，需要更新解释，充实视角。笔者认为对中国的认识可以加入“工商”的因素，对于中国几十年来所发生的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也许概括为从“乡土中国”到“商土中国”会更加准确、更为传神，也更有内涵、更有意蕴。

　　（作者系温州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