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影响，不是典型意义的总供给冲击或总需求冲击。它通过影响总需求和总供给，造成各个经济体陷入不同程度的衰退。基于这一现实，对症下药的政策首推社会救助政策。

　　这次疫情对总供给和总需求两个方面都产生了冲击：总供给方面，很多企业之前不能正常开工，可以开工时又面临订单减少的情况；总需求方面，人的活动受到限制，从事服务业的中低收入群体和小微企业受到较大影响。

　　在中国，服务业是一个大的就业池，员工收入多是绩效部分大于固定部分。这意味着，不开工、开工了没有生意或者生意不好时，员工的收入会锐减，导致生活水平下降甚至陷入困难。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类归入服务业的小微企业也受到了较大冲击。它们是从事研发服务的新创企业，即“0-1”的企业。在创新驱动的大背景下，它们是经济发展的潜力所在。正常情况下，它们通过接受多轮投资，研发新技术、新模式、新产品或新服务。然而，疫情冲击导致融资愈发艰难，获得项目的机会更少，它们自身又基本不产生现金流，困境不难想见。

　　面对突如其来的公共卫生事件，人们习惯性地想到加大宏观经济政策调控力度，以期对冲经济下滑。可是，非经济因素导致内需和外需在短时间内都萎缩了，刺激政策还会如期见效吗？尤其是当疫情在全球蔓延以后，刺激政策到底要多大规模、多长时间？这些问题很重要，却都难以回答。

　　经过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人们对大规模刺激及短期政策长期化可能造成的问题并不会太陌生。显然，应对总供给或总需求冲击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仅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政策无效，而且将产生不同程度的后遗症。

　　针对眼下问题，我们有多个政策选项，但哪个最为紧迫、有效且成本较低？如果上面的判断，即“低收入者和小企业亟须救助”成立，那么实施社会救助政策并扩展其外延、加大其力度，就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社会救助是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功能。一般情况下，社会救助政策是国家、社会对陷入生存困境的人给予财物接济和生活扶助，以保障其最低生活需要的政策。特殊情况下，社会救助政策对象还应包括企业（主要是小微企业），最低生活需要应扩充为最低生活和生产需要。

　　不同于货币政策的量化宽松和财政政策的政府举债，社会救助资金来自国家财政预算，属转移支付性质，不存在回收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基本面是健康的。只要大批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存活下来，中低收入群体的信心得以稳住，中国经济的元气就会很快得到恢复，并继续朝着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前行。

　　在已有政策的基础上，建议根据疫情冲击的特点，研究实施更大范围、更大力度的社会救助政策。建议通过特别国债募集的部分资金，向占总人口30%左右（这个比重和具体标准需经过测算确定）的中低收入群体发放现金津贴，使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特殊关爱。研究也显示，这一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高，现金津贴既能够纾解他们的生活困难，又可以显著拉动消费。

　　同时，鉴于新创企业的特殊性、重要性，在各地政府设立的天使母基金框架下，可设立新创企业或创新项目扶持基金。或者，在国有金融控股公司中另设专项基金，主要用于疫情期间的帮扶纾困。近期，国有天使母基金可适当加大投入力度，带动民间资本投资信心，缓解新创企业生存风险。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嘉华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