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由于驯养动物，人与动物的关系更加密切，而这些动物会给人带来一些致命的礼物——那就是病菌

　　700万年前，人猿相揖别，地球上的所有人类大部分时间都是狩猎和采集野生植物，从公元前11000年到公元1500年，不同大陆的不同发展，成了导致公元1500年时技术与政治差异的原因。最早的人工栽培的二粒小麦在公元前8500年左右出现在新月沃地（西南亚、近东），其后，这个作物逐步向西传播，在公元前6500年左右传到希腊，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到达德国。而美国东部的粮食生产则晚了6000年左右。

　　不同于狩猎部落每天为寻找食物而奔波，要面临没有成功狩猎而挨饥受饿甚至反被凶猛动物残杀的命运，那些对动植物成功驯化并实行种植转型的部落和民族，可以更好地利用时间，当种植技术越来越成熟时，粮食生产超过了他们的口粮需求，人们可以把多余的粮食贮藏起来，后来发展到税收建立剩余粮食储备系统，除了养活国王和官员外，还能养活其他的专门人材，有一部分人可以脱离生产而专门从事技术、文化及管理工作。与征服战争关系最直接的是，剩余粮食储备可以用来养活职业军人。这些复杂的行政单位能比猎人群体更好地发动持久的征服战争。

　　粮食生产一旦在某个地区出现，临近的地区就会模仿学习，欧洲东南部地区就是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迅速接受了新月沃地的各种作物和牲口，后来又传到中欧等其他地区。而在一些地方，由于存在着强大的地理和生态障碍，粮食生产很难从外面引入，狩猎采集方式便保存了下来。

　　从事粮食生产的族群优势在于，粮食生产能够获得更多的可消耗的卡路里，这也意味着会有更多的人。在饲养驯化动物的人类社会中，牲畜在4个不同的方面养活了更多的人：提供肉类、奶脂、肥料以及拉犁。尤其是利用动物来拉犁，从而使人们可以去耕种过去人工耕种代价太高的土地。另一个比较间接的因素涉及粮食生产所带来的定居生活方式，定居的部族由于没有在迁移途中携带小孩这种问题的限制，他们可以多生多养，只要养得活就行，这使他们达到了比狩猎采集部族更大的人口密度。

　　此外，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在19世纪铁路发展起来之前成为一些民族主要的陆路运输手段，从而进一步使人类社会发生了革命性的剧变。动植物驯化在欧洲人对美洲的征服中发挥了最直接的作用。

　　但是也要看到，由于驯养动物，人与动物的关系更加密切，而这些动物会给人带来一些致命的礼物——那就是病菌。许多传染病病毒都是从动物那里来的，天花、肺结核、疟疾、麻疹、霍乱等，都是从动物疾病演化而来的传染病。这些病毒最早侵袭那些驯养动物的人，再在这些部落中传染，虽然那些受感染的人一部分因此而死去，但仍有一部分存活下来，而这些存活下来的人就有了抗体，不会再得之前得过的传染病，部分还会作为基因遗传给下一代。可那些从来没有得过这种传染病的人一旦感染，必是凶多吉少。

　　病毒在人类历史上担任了重要角色，公元前430年至前427年，雅典与斯巴达进行着激烈的军事对抗。突发的瘟疫对雅典城邦造成沉重打击，这场战争结束了雅典的古典时代，希腊文明由盛转衰。公元164—180年，一起袭击了安东尼统治下的罗马帝国的伤寒、天花、麻疹以及中毒性休克综合征等多种瘟疫事件，再加上后来的又一次瘟疫横行，罗马帝国就此衰落下去了，造成了西方文明史又一次重大的改变。公元541到542年，地中海暴发的第一次大规模鼠疫，对拜占庭帝国的破坏程度很深，东罗马帝国元气大伤。从1347年至1353年，席卷整个欧洲的被称之为“黑死病”的鼠疫大瘟疫，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对欧洲文明发展方向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学者认为它成为中世纪中期与晚期的分水岭，标志了中世纪的结束。十六世纪上半叶，像皮萨罗这样的西班牙人率队征服美洲时，病毒在其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战争受害者死于战争引起的传染病瘟疫比死于战斗创伤的人要多得多。同样，由西班牙人带来的病毒所致死的印第安人比在战争上致死的要多得多。

　　不同部族在史前的不同时期学会了粮食生产，戴蒙德认为，从间接的意义说，粮食生产是枪炮、病菌和钢铁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因此，影响不同大陆族群是否或何时变成农民和牧人的地理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他们以后截然不同的命运，而病毒让人类在文明进程中付出了惨重代价。从这里可以找到西班牙征服美洲的历史原因，枪炮、病菌与钢铁，就这样改变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作者系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