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我们除了要继续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特别是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关系，深刻认识人类中心主义的后果，也需要超越简单的工具理性思维，防止大众流行文化中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倾向；认真弥补法律上存在的偏误，推进行政文化、社会文明、企业伦理走向进一步现代化。

　　新冠肺炎疫情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之下得到了控制，这场公共卫生危机事件要求我们更好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现代世界里，由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快，国际社会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病毒很容易借助人的流动迅速传播。

　　一、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树立正确的现代环保意识

　　回顾全球传染病史，我们知道传染给人类的病毒大都与野生动物有关。科学数据表明，在已知的1415种人类病原体中，有62%是人兽共患病。钟南山院士曾表示，近30多年来，大概有60%-80%，甚至更接近80%的人类新的传染病来自于动物。这次新冠肺炎疫情说明，我们对产生病毒传染的日常生活伦理根源的认识仍不足够。尤其是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避免因为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有太多的直接接触而导致传染病流行。

　　现今世界上仍有一些地方存在野生动物买卖、食用现象。认为买卖和食用野生动物并不存在任何道德问题，因而不太重视生态保护，没有现代环保意识。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这些“野蛮的”习性仍然存在。

　　二、建设发达的生态文明需警惕物质主义

　　饮食文化不纯粹与饮食相关，它涉及生态伦理与文明。在全球一体化时代下，怎么吃、吃什么与生态文明的关联越来越大。饮食固然是日常生活习惯的一部分，但是并非不能改变。改革开放四十年多了，我们的社会文明有很大变化。比如姚明等明星呼吁不要吃鱼翅，不要买皮草，“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的宣传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一些人的生活习性。电影《可可西里》不仅有着良好的社会影响，而且也推动政府加大青藏高原藏羚羊保护力度，推动环保政策的落实。

　　但是，大部分普通人仍然没有足够重视。他们不能理解那些环保主义者、素食主义者们为什么要抵制日本捕鲸，为什么要抵制现杀现宰家禽，为什么要抵制野生动物消费。他们不能理解那些动物保护主义者解救野生动物行动逻辑，不理解为何国内外动保人士居然发起千万签名阻止举办狗肉节。这说明非典之后，人们对于长期以来不文明的野生动物消费缺乏深刻的反省，尤其是未能从哲学的层面对人类中心主义、泛滥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以及差序格局下的个人主义进行深刻反省。

　　日常生活伦理虽然已经在变化，但是显然与更现代、更文明的生活伦理还存在距离。在当下的世俗生活习惯中，相当多的人并不认同现代生态伦理，并不认为自己的生活习惯会破坏生态链、破坏水土环境、传播病毒。因此，需要依靠法治建设、脱贫致富政策和更完善的野生资源保护政策，推动日常生活习惯及理念的转变，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更发达的生态文明。

　　三、公共卫生危机催生生态文明与公共哲学

　　生态文明是一个综合性价值体系，并非单纯依靠节能减排就能实现，还需要从多方面综合推进。

　　首先，法律上关于野生动物的规定需要与生态文明相衔接。

　　市场上之所以还存在较为普遍的野生动物交易，与国家关于“野生动物”的法律规定不够健全有很大关系。我国法律禁止捕捉、买卖一级、二级濒危野生动物以及“三有动物”，捕捉、买卖行为都是违法行为，都会受到司法机构查处、审判。

　　近几年几例有关野生动物的司法判例引起非常大的争议，反映我国相关法律中关于野生动物的规定存在不少需要完善的内容。如：人工繁殖之后人工饲养的还算不算野生动物？哪些动物个人不可以饲养，哪些动物可以饲养？哪些野生动物坚决不允许捕捉买卖？“三有动物”中有科研价值的野生动物究竟有哪些？显然，只有更完善的法律才能更好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才能更有力地推动社会习惯发生改变。

　　近日，为了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法治保障的各项部署，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已经部署启动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工作，拟将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增加列入常委会今年的立法工作计划，并加快动物防疫法等法律的修改进程。

　　其次，培养个人公民美德是实现生态文明的核心。

　　历史上大部分流行性传染病都与个人卫生习惯有关。在大部分传统社会里，人们毫不在意人与人的相互影响，不了解公共卫生的重要性，普遍缺乏公共伦理规范。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公共卫生体系日益完善，在消除防范传染病、治理地方病方面成就卓著。但是仅有公共卫生体系来维持公共安全是不够的，还需要公民美德来配合。不仅个人卫生要搞好，而且要非常注意公共道德，尽量避免对他人造成影响和伤害。

　　再次，政府应当高度重视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的预防能力与危机管理能力。

　　在非典事件中，信息不公开是最重要的教训之一。地方政府往往试图控制疫情蔓延的真实信息，从而错过了最佳的隔离控制期。事情变得难以控制之后，不得不举全国之力来“打一场战役”。由于对信息不公开的后果未能深刻反省，使得相同的历史容易重复出现。众所周知，由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很难避免传染病的出现和传播，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公共卫生的预防工作和有关公共卫生的危机管理。除了要求为危机做足预案、储备资源之外，也需要适度介入危机前的日常管理活动，加强日常管理的程序性和规范性，从源头避免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在危机管理制度建设上，要避免出现官僚主义对专业主义的不尊重、不信任。从组织理论来说，尊重专业技术人员，相信他们的职业判断，也是组织伦理的一部分。

　　因此，我们除了要继续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特别是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关系，深刻认识人类中心主义的后果，也需要超越简单的工具理性思维，防止大众流行文化中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倾向；认真弥补法律上存在的偏误，推进行政文化、社会文明、企业伦理走向进一步现代化。如此便能逐步催生一个能够超越工具理性的生态哲学，一个能够综合诸多现代思想与流派前沿观念和价值的公共哲学体系，从而为人类发展寻找新的坐标。

　　（作者系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