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30日，随着日本明仁天皇退位，德仁天皇继位，依循皇室典范 “一世一元”的规定，平成时代随之落下帷幕，年号也因之发生更迭。与既往的年号命名迥然不同的是，本次年号的确定一改以往从汉籍中选取年号的做法，最终决定从日本最古老的歌集《万叶集》中选取年号，并将年号确定为“令和”。这一举动所折射的内在意蕴为，日本旨在通过年号这一重要“符号”彰显自身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从近代以来日本构筑民族国家的发展脉络上来看，日本主体意识呈现出“萌生—动摇—重构”的逻辑演进态势。

　　近代之前主体意识萌生的思想源流

　　自江户中期兴起的复古主义文学运动，是从日本古典中寻求固有民族精神的学术运动，主要以荷田春满、贺茂真渊和本居宣长等国学者为核心。本居宣长埋头于《古事记》的研究，著有《古事记传》，确认神道为古代精神的基础。作为日本复古国学的集大成者，本居宣长对建构日本人的“同一性”（identity）具有鲜明的民族自觉。

　　日本主体意识的萌生，源于日本国学者民族意识的觉醒，进而主动担负起构筑民族认同的学术职责，试图清除历史上外来文化对日本民族文化的侵蚀，通过提炼所谓的“日本精神”确立日本人的“主体性”和“同一性”。

　　本居宣长的神道观倡导永恒性，认为天照大神的后裔自太古以来从未断绝，以现人神的形式君临日本。这不仅是日本与其他国家最根本的区别，也是日本优越性的根本体现。这一神道观的意义在于建立了作为日本文化或情绪的象征——神圣化的天皇。于是，神道乃至天皇又作为“固有的”日本精神的根基，成为其创建近世日本人“同一性”的基础。本居宣长的国学研究赋予神道和神格天皇作为构筑日本民族认同的核心要件的位置，并为明治维新以来构建神权天皇制国家预设了理论前提。

　　近代以来主体意识游移彷徨

　　面对西方强迫开国的巨大压力，日本幕末维新志士的重要课题是如何有效应对西方文明的冲击，以及构建近代民族国家。明治维新之后，随着文明开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日本欧化主义风潮甚嚣尘上，逐步显露出日本的传统文化和固有文明遭致侵蚀的迹象，随之维系和彰显日本主体意识被提上议事日程，在这一背景下，“日本主义”和国粹主义思想涌现出来。日本主体意识摆荡于“西洋化”与“本土化”之间，呈现出困惑、迷惘及彷徨的复杂态势，并对日本国家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明治初期的20年时间里，政治决策者和文化精英集中精力关注“西洋化”，主要致力于引进西方的政治体制、经济政策和文化理念构建近代民族国家。但从明治20年代开始，思想界和文化界逐步出现反对政府实施欧化政策的声音，试图探求和振兴植根于日本的民族文化思想。1897年，高山樗牛在《太阳》杂志上发表题为“礼赞日本主义”的论文，标志着颇具“本土化”色彩的国粹主义和“日本主义”的兴起和复归。

　　从明治初期崇尚“西洋化”风潮的浸染，向明治中期之后“本土化”的回归，充分体现了日本主体意识在面对强大的西方压力下所带来的紧张感和焦虑感，亟待从这一困境中突围出来，至少从思想界和文化界来说，所谓的“日本主义”和国粹主义即是试图从西方化主导的窠臼中挣脱出来的尝试。从日本的政治层面而言，明治国家体制宗奉德国及法国等国的建制，唯“西方马首是瞻”，其后则由于不为西方所接受，转而提出构建“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这一富有戏剧性的逆转，最终以悲剧形态收场，凸显了近代日本民族国家主体性构建过程的曲折。

　　战后的主体意识重构

　　战败之后，日本主体意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剧烈动荡，美国主导实施的政治体制、民主理念及思维模式，全面地渗透至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不知不觉间，日本有坠入“对美从属”陷阱之虞。如何在“亲美”与“反美”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而不致使日本主体意识招致损伤和动摇，成为构筑战后日本国家认同的至上命题。面对美国这一“巨大的他者”，与其进行富有自主性和主体性的互动博弈，投射在战后日本主体意识重塑的“光谱”之上。

　　面对战败的冲击，日本人开始彻底反思战前对抗欧美带来的毁灭性后果，旋即走上崇尚欧美价值规范的道路，战后日本奉行“对美追随”路线，即便位居“附庸国”的地位也在所不惜。然而，日本又不情愿在“内在化的美国”过程中遭受挫折和消解。保守派精英对以“自虐式”论调为规范的战后言论界心怀不满，伴随着战败而来的“战后体制性”束缚甚感愤慨，亟待从这一窠臼中挣脱出来。以保守派精英安倍晋三首相为首提出的“摆脱战后体制”，实际上即是探寻与美国保持一定距离的路径，试图从高度理念化的美国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中抽离开来，旨在从美国的“巨大的阴影”之下实现逃离。

　　当前，日本在安全领域和政治领域与美国维系着紧密联系，在经济领域和外交领域则十分注重与中国加强协调合作。从思想层面而言，日本在面对美国时，试图从“内在化的美国”中抽身出来，力图从文化层面和精神层面谋求自主性和独立性。与此同时，面对近邻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力的持续攀升，以及中国的广阔市场和无限商机，日本也期望通过搭乘中国经济增长的“快车”，将其转化为拉动本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引擎”。

　　显然，从“令和”年号依据日本古歌集筛选的内在意图来看，其凸显了日本主体意识的重新萌生。步入令和时代后，继续从思想层面积极构筑国家认同，从而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以全新面貌迎接全球化带来的诸多挑战，是日本各界人士念兹在兹的至上命题。

　　（作者单位：天津外国语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战后日本建构国家认同的思想资源研究”（15BSS01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