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众视野中，相对于研制出第一颗原子弹的 “曼哈顿计划”，“国家实验室”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词汇。事实上，“曼哈顿计划”就是由美国多家国家实验室，包括洛斯阿拉莫斯、劳伦斯伯克利、费米实验室等协作完成的。

　　回顾历史，国家实验室作为国家支持前沿科技的重要实体，实则古已有之。它的成功建设可以视作大国崛起的前奏，并常常伴随着一个国家的兴衰。

　　第一个国家实验室出现在古希腊的雅典。在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的资助下，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335年创办莱西姆学园（Lyceum），它成为西方科学的发源地。亚历山大在征服世界各地的过程中，念念不忘给老师的学园带回各类动植物标本。按今天的美元价值估计，他先后为莱西姆学园捐赠了约400万美元。

　　大航海时代的初期，号称“航海家亨利”的葡萄牙王子英芳特·恩里克于1420年在里斯本资助建立了“萨格里什”（Sagres）航海学校，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国家实验室。亨利大量招揽各地的人才来此开展研究，在天文学、导航、制图技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影响到后来的哥伦布，葡萄牙帝国也正是在此阶段达到顶峰。

　　在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的影响下，英国皇家于1660年成立“伦敦改进自然知识学会”（简称“皇家学会”）。此后设立了皇家格林威治天文台，在海陆军成立各类研究实验室，研究的范围包括船舶定位、船舶建筑和配件、冶金、火药等，不仅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而且巩固了“日不落帝国”在全球殖民时代的领先地位。

　　与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在教育革命之前不同，德国成功地改造了科研教育系统，把科研变成一项职业，使其在产业界的应用大放异彩，进而赶超了英国。最著名的当属 “有机化学之父”李比希于1825年建立的化学实验室。这一实验室最初的费用由李比希个人提供，8年后才获得政府的正式资助。它不仅培育出一批世界级的化学家，还为德国著名的工业实验室如拜耳、巴斯夫的建设和运营提供了人才。

　　20世纪的美国不仅继承了英德在科学实验室方面的经验和成就，更为重要的是，拜欧洲两次世界大战之“赐”，吸引了大批科学家移民。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国家实验室的功能已经不限于特定科研任务的探索，同时强调技术应用和创新。例如美国联邦实验室联盟为鼓励技术成果转化而设立“技术转移卓越奖”。2016年，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共达成39项新许可协议，总许可收入达到570万美元。显然，面对这一新的形势，国家实验室需要有更加灵活的运营管理机制。

　　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要更好地发挥国家实验室的作用，需要高度重视制度建设。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要以法律形式明确对其持续的经费支持。基础科学投入属于公共产品，是市场失灵的区域，必须要由国家以举国之力持续投入，提供经费保障。

　　其次，需要探索对国家实验室新的治理方式。在此方面，各国有自身的安排，如美国能源部普遍采取合同商运营的方式，能源部负责明确运营方的科研方向、范围并定期开展考评，由国会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定期进行审计。这种外松内紧的治理方式值得借鉴。

　　第三，需要加强对国家实验室的绩效管理。绩效考评的目标不是要约束科学家日常的科研探索行为，而是需要实验室从整体上不断反思自身的使命达成，根据情况变动予以调整，同时需要对财政投入有一个积极的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