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由黄浦区瑞金二路街道与TELL公众演讲会联合打造的“TELL+科学”活动中，华山医院神经外科主治医生黄翔讲述了自己作为一名普通医生的经历以及奉献病人、奉献社会的医者初心。

　　生病是一件痛苦的事，也是每个人生命中必然的考验。虽然做医生并不容易，但是，如果有一天你们深受疾病的困扰，甚至有的医生说这病没法治了，这个时候你可以到上海来，到华山医院来找我们，让我们来帮你想办法。我们不能够保证治好每一个病人，这点从来没法保证。但是有一点我想是可以保证的，那就是我们一定会用毕生所学、尽我所能，用心地去帮助每一个病人！ ——黄翔

　　病人问我最多的三个问题

　　我是一名脑外科医生，主要工作是为病人进行脑部手术，以去除病痛。在所有的外科中，脑外科应该算是最苦、最累，挑战性也最强的工作。为什么？因为大脑实在太复杂了，而且大脑对人而言也太重要了。人之所以被称为万物之灵，就是因为我们人类拥有别的动物所没有的发达的大脑。你人生当中的每一次选择，你爱一个人、恨一个人，或者忘记一个人，你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全是由大脑控制的。你在这里听讲座，或者你在手机上看视频，你坐的凳子，你手里拿的手机，你身处的这所房子，包括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都是我们的大脑想出来的。

　　因为大脑是如此神秘，所以，作为一名脑外科医生，经常会有病人问我很多问题。我总结了一下，问得最多的问题有以下三个。

　　第一个问题：“黄医生，你是专门给大脑开刀的，请问大脑长啥样？是不是真的像豆腐一样？”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回答得严谨一些。大脑确实长得像豆腐，但是具体来说，豆腐也分为老的、嫩的、不老不嫩的豆腐。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大脑就像超市里卖的那种散装的、中等的、可以烧汤的豆腐的状态。一般来说，大脑比较柔软，可以变形，易于牵拉，有一定的韧性，不容易出血。但是，每个人的大脑是不一样的，也有些人的大脑像嫩豆腐，一碰就容易出血，一碰就碎。所以在手术中，遇到这一类大脑，止血非常困难，要用特殊的止血材料才能把它压住。有时候，即使在手术台上止住了血，回到病房后可能又会出血。这个时候怎么办？只能回到手术台上再开一刀。

　　刀开得越多，我胆子越小

　　第二个问题：“黄医生，你是专门开脑瘤的，脑瘤长什么样呢？”说实话，很多脑瘤长得和脑细胞很像。肿瘤是怎么来的？肿瘤是正常的身体细胞突变而成的，所以它和正常的细胞组织属于一母同胞的“兄弟”。这就给脑外科带来一个问题——我们在做手术时必须把肿瘤和大脑分清楚。

　　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一方面，依据外科医生的经验，这非常重要。但经验和能力是主观的，不一定靠谱。另一方面，就要靠神经导航系统。我们现在开车很多是靠导航，开刀同样也需要导航。我们给大脑开刀，首先要通过神经导航系统，找到肿瘤在哪里。其次，我们可以选择一条最合适的开刀路径，它能做到最低程度地伤害大脑，并且最大限度地切除肿瘤。而当我们开刀的时候，一旦偏离了手术路径，导航系统就会发出报警；最后，当我们开完刀以后，神经导航系统还能告诉我们肿瘤有没有切除干净。这样，我们就能做到最大限度地切除肿瘤，并且最大限度地保护大脑。

　　第三个问题：“黄医生，你已经做过很多手术了，你还怕不怕？”说句实话，刀开得越多，我胆子越小。到目前为止，我开刀已经超过6000例，但我现在是胆小如鼠。为什么？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你开刀越多，你见过的并发症就越多。所以，每次开刀，我都会害怕这些并发症会再一次出现在病人身上。二，我越是了解大脑，就越是对它敬畏。我有时摸着它，会觉得它就是一个宇宙。人的大脑的结构、功能、能耗等，和我们平常所看到的动物的大脑绝对不是一个“档次”的。现代科学对于大脑的认知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2018年，《科学》杂志上曾经发表了一篇论文，科学家终于弄清楚了果蝇的大脑结构，一个果蝇的大脑里大约有10万个神经元。那么人的大脑里有多少个神经元呢？860亿个。我想其中的差距可以说远远不止十万八千里。科学家们到现在还不知道大脑是怎样处理数据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离大脑的真正开发还非常遥远。

　　“我一边开刀，你一边背诗”

　　经常有朋友对我说，你们脑外科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离得比较远。我觉得这其中有些误解，其实脑外科与老百姓的健康息息相关。

　　比如，现在我在演讲，一个人讲话就是由大脑的语言功能区控制的。语言功能区在哪里？在太阳穴的附近，稍微后面一点的地方。如果你是用右手写字的，你的语言功能区就在左边；如果你是左撇子，用左手写字，你的语言功能区则在右边。

　　假如一个人不幸长了肿瘤，而且肿瘤长在语言功能区，那么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开刀切除肿瘤。因为肿瘤一旦破坏了语言功能区，那这个人就不会讲话了。

　　为了保护语言功能区，首先必须把肿瘤识别出来。怎么识别呢？刚才我提到的神经导航系统，可以对肿瘤进行一个大致的识别。但具体到每一个人，他的语言功能区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汉语的人和说英语的人，语言功能区不一样。假如你会说汉语，又会说英语，还会说点上海话和广东话，那么语言功能区又会不一样。病人到了手术台上，医生怎么去判断这个病人的语言功能区到底在哪里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打开病人的头颅以后，让他醒过来，不断和医生说话，不断去刺激他的脑回以便确认。

　　我们曾经有一个病人，他是一个中学语文老师，他的脑瘤就长在语言功能区附近。一开始他去当地医院看病，查出来后医生对他说，你开了刀以后可能就不会说话了。他心想，如果真这样就不能再当老师了。他不甘心这样，于是找到了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保留他的语言功能。

　　说实话，我们也不能给他保证，只能尽力而为。因为他是语文老师，所以开刀那天，我跟他说好，我一边开刀，你一边背诗。于是，我开刀的时候，他开始背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背完一首，再背一首。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不断刺激他的脑回，才能确定他的语言功能区的位置。我把他所有的语言功能区的脑回位置做好标记，然后从非语言功能区进入，把肿瘤切除了。开完刀以后，他一开始不大会说话，但是能发一个个单音节，能讲自己的名字。术后一个月时，他基本上讲话沟通没有问题了。术后三个月，他又回到学校去当老师了。

　　医生的职业成就感，无法用语言表达

　　作为一名医生，最开心的时刻就是看到你的患者经过治疗后重新好起来，其中的职业成就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我做这台手术花了整整7个多小时，没下过手术台，一口水也没喝，肚子饿坏了。但是看到这位语文老师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我觉得还是挺值得的。

　　我再举一个例子。有一天我刚开完刀，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对方是个男的，电话里的声音很激动，说：“我老婆帮我生了个大胖儿子，谢谢你！”我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以为是个骗子。我刚准备挂电话，对方急了：“黄医生，我是病人家属，我老婆两年前在你那里开的垂体瘤手术，你还记得吗？”我突然想起来，真的有这个人。

　　这对夫妻刚来医院的时候，看起来关系不太好。因为他们结婚多年一直没有孩子，你怪我，我怪你，查来查去，双方都没问题，吃了很多年的药，还是没有孩子。后来他们遇到一个比较有经验的妇产科大夫，建议他们去做头部磁共振，结果确诊妻子是垂体瘤。这个微创手术是从鼻子里进去做的，创口很小。开完刀以后，这位妻子一年多就怀孕了，两年多就生了个大胖儿子。难怪这位老公非常高兴，给我打来了电话。

　　原来，脑垂体虽然只有1.5厘米左右大小，却掌管着全身的内分泌功能，也包括生殖系统的内分泌功能。脑垂体通过分泌激素，就像把一份份文件从上往下传递，告诉卵巢什么时候排卵，告诉子宫什么时候来月经。而一旦垂体上长了一个肿瘤，激素不分泌了，生殖系统也就无法正常运转。肿瘤被摘除以后，一切就又都恢复了正常。

　　所以说，我们脑外科并不神秘。大脑和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和老百姓的健康和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

　　为什么很多外国医生来这里学习

　　在过去的10年里，我经常被派往世界各地很多国家和地区去学习，去交流各国脑外科的治疗技术以及进展。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其实，新中国的70年历程，也是中国的脑外科事业飞速发展的70年。上世纪50年代，我们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请来苏联的神经外科医生到上海来开刀。当时开了七八个病人，很多肿瘤都是用手抠出来的，死亡率比较高，因为当时我们对脑外科的认知水平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

　　而今天，在华山医院，中国的医生用全世界最好的设备给病人做手术。我们医院一年的手术量达到了16000台，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这样的数量，在全世界的排名都是数一数二的。不仅如此，我们在脑肿瘤、脑血管病、颅底外科、功能神经外科等很多领域都位于世界前列，有的甚至引领着世界。

　　以前，我们派医生到国外去学习新的技术，回来引进技术和设备，为中国人民服务。现在，我们成立了神经外科学院，吸引了全世界的医生到上海来学习脑外科新技术，其中包括韩国、日本、德国、意大利、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医生。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外国医生都来这里学习呢？因为外科是一门实践的学科，你做的手术比别人多，你做的手术比别人好，人家自然会虚心向你学习。当然，今天我们取得的这些成就，是几代华山人艰苦奋斗的结果，是几代中国脑外科医生共同的心血。

　　要做一个好医生，真的很难

　　外科是实践的学科，外科医生是一刀一刀干出来的，外科的事业也是拼搏出来的。只有吃得了别人吃不下去的苦，才能开别人不会开的刀。但是这个苦，有的时候真是太苦了。因为做医生本来就不容易。要做一个好医生，真的很难。

　　我的父亲也是一名医生，但是当年，他曾经坚决反对我当医生。那一年，我填写高考志愿的时候，他明确表示不要填写医学院校。但是，那个时候的我比较叛逆，年少轻狂，并不理解父亲的苦心。我心想：你自己做了30年的医生，为什么不让我做医生？所以，我不顾他的反对，人生第一次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填写了高考志愿。

　　我的第一志愿是复旦大学医学院，第二志愿是厦门大学医学院，第三志愿是福建医科大学。填完以后，我父亲看了我的志愿表，神情很复杂，但他没有说什么。从第二天开始，他一改原先的反对态度，带着我去争取复旦大学医学院的推荐表。后来因为分数够了，推荐表也没用上。但这件事我记了一辈子，因为他告诉我应该怎样去做一个好父亲。

　　后来我参加了工作，我做了十几年的医生，深刻体会到了这一行的艰辛。一年365天，没有节假日，每天都得去医院看病人，经常36个小时乃至48个小时不合眼。此外，还有繁忙的医教研工作、激烈的同行竞争，压力特别大。

　　这个时候，我才体会到父亲的苦心，也知道了他当初为什么反对我当医生。不是因为他不爱医学，更不是因为他不爱我，而是因为他舍不得。如果将来有一天，我的孩子也跟我讲，爸爸我要报考医学院，我想我也会舍不得。但是我还是会像我的父亲一样，尊重并且支持孩子们的选择，并且尽自己的努力去帮助他们实现梦想。因为，当医生，从来就是一件对的事、一件好的事。我还会以身作则地去告诉他们，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好医生。

　　在演讲的最后，我想说，生病是一件痛苦的事，也是每个人生命中必然的考验。虽然做医生并不容易，但是，如果有一天你们深受疾病的困扰，甚至有的医生说这病没法治了，这个时候你可以到上海来，到华山医院来找我们，让我们来帮你想办法。我们不能够保证治好每一个病人，这点从来没法保证。但是有一点我想是可以保证的，那就是我们一定会用毕生所学、尽我所能，用心地去帮助每一个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