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7月2日，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细胞与分子医学系付向东教授的一篇举报信出现在网上。信中，他向中国科学院、科技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实名举报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杨辉“剽窃和涉嫌造假等学术道德不端行为”，认为杨辉发表在学术期刊《细胞》（CELL）上的论文剽窃了其在神经所报告的、尚未发表的工作，同时认为从时间上推论，杨辉“极有可能是有目的地挑选对其有利的实验数据，甚至还不能排除伪造实验数据的可能性”。

　　很快，网上出现一篇署名为“杨辉”的回应。回应否认抄袭，表示“在举报信中，他通过混淆视听，让大家认为我完全抄袭他的结果”，“两篇文章连实验目的都不一样，何来剽窃？”但这篇回应很快被删除。

　　7月3日，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神经科学研究所）发表声明，表示“迅速成立由中心学术委员会成员和中科院外专家组成的调查组，对此事进行调查。本中心将向社会反馈调查结果”。而杨辉也同时在该中心网站上发表声明，表示将积极配合调查。

　　7月9日，网上再次流传一篇署名为“杨辉”的回应。回应的最后一段写道：“付向东教授在神经所分享的未发表数据，确实对我们的工作有促进作用，因此我们已致函CELL编辑，希望CELL尽快发表一段补遗，致谢付向东教授的对我们工作的贡献及我们的歉意。”

　　这一事件正在调查中。

　　这一事件的实质是发现的优先权之争。其实，类似事件，无论是国内外学术界，还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界，都是要面对的、带有一定共性的问题。多位科学家在与编辑的沟通中都表示，这不是第一次，恐怕也不会是最后一次。那么，为什么科学家要分享未发表成果？跑马圈地与违规抢跑之间的界限在哪里？对于这类问题，是否有约定俗成的规则？合理的解决方法是什么？本期，我们邀请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李侠和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王立铭谈谈各自的看法。

　　科学成果是否会多重独立发现？

　　●小科学时代，多重发现是可能的，也是科学发展的必然代价；大科学时代，多重发现可能性小，容易引发学术不端的指控。

　　当今的科学是高度分化的，在大科学时代尤其如此。这种分化从宏观上看呈现了知识的横向扩张与深化；从微观上看，则是对于某领域过于密集人群的自然分流，从而达到适度降低竞争程度的目的，进而为知识生产的质量提供一种来自环境生态的保证：有序、踏实与稳妥。但是，科学家人数的增长速度仍然远高于学科的分化速度，这种局面仍然会造成某领域人才密度的增加，这又会进一步加剧竞争与进一步产生学科分化的趋势。如此循环，科技在宏观上就呈现为持续的发展与进步。诚如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所言：在特定的狭窄领域中，尽管这种分化过程已经减少了那些为了发现而参与直接竞争者的数量，但是它可能已经提高了人们的这种意识，从而加剧了竞争。其实这一切都好理解，科学家的所有活动，其内在的直接动机就是追求发现的优先权，至于获得优先权的目的则是多元化的。

　　在获得优先权的路上，是否会遭遇多重独立发现问题（multiple independent discovery）呢？默顿曾就科学史的案例证实，的确存在多重发现问题，并且已经成为科学史上的特有现象，如牛顿/莱布尼茨关于微积分的发现、达尔文/华莱士关于进化论的发现、普雷斯特烈/拉瓦锡关于氧气的发现，以及格雷/贝尔关于电话的发明等等。早在1922年，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和托马斯在共同发表一篇的文章《发明是不可避免的吗？》中就已经揭示出这种现象。文章中，他们列出在1420年-1901年间出现的148项多重独立发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知识生产的社会决定论，认为知识的产出受到当地社会文化条件的影响。后来默顿正式把此类现象称为“多重独立发现假设”（1961年），并考察了264项多重独立发现，指出其中有179项是双重发现（约占72%）。由此可见，不同科学家独立做出同样的科学发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造成多重独立发现的条件是，不同区域间处于相似的文化梯度，科学家个体之间由于交流与沟通的不顺畅，再加上信息检索的困难，导致不同地区的不同科学家做出几乎相近的工作。后续的研究证明，随着时代的发展、交流的便捷化以及信息检索能力的大幅提升，多重独立发现的数量越来越少。因为当发现有人在做同样工作的时候，一些人会选择退出，并选择新的研究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小科学时代，多重独立发现者之间虽然也存在争议，但很多不涉及学术不端的指控，那种重复性发现恰恰是科学发展的必然代价。在大科学时代，出现多重独立发现的可能性迅速降低，甚至是不可能的。此时再出现此类现象，很容易引发学术不端的指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