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德树人

　　“严字当头，把学生当‘敌人’。”这是陈星弼数十载的教学感悟。他认为，讲授真学问的关键在“严”，把学生当作“敌人”，以难题驱动，进而提升他们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

　　陈星弼经常举一个例子，前中国女子曲棍球教练金昶伯，对待自己的队员就像“敌人”一样，通过魔鬼训练让她们磨砺进步。“严师出高徒”，正是在其率领下，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在不到3年时间里，一跃成为一支世界强队。

　　如何做到严格要求呢？陈星弼的方法是自主设计难题，让学生在攻克难题中锻炼能力，并能不断创新。他还通过在考试题目中设置难题，辨识学生学习成果差异，让分数“高斯”分布。

　　同时，陈星弼也非常重视“宽严相济”。而他认为的“宽”，则是指老师要引导学生加强基础课和通识教育的学习，打下宽厚基础，奠定未来研究工作的基石。“现今科技日新月异，专业知识也会随之更新。我们学双极型晶体管时，未承想过几年便出现MOS晶体管。当我们学习MOS晶体管时，很快又有了集成电路。那我们要靠什么快速跟进学习与认知？靠的就是我们曾经不惜时间和精力打下的数理基础。”

　　着眼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陈星弼常常呼吁，大学教育培养的不只是高级技师，而应以输出对科技发展有贡献的科学家为主，因此要站在对学生及中国高等教育高度负责的立场，加强基础课的投入，提升基础课的教学水平。“不要怕学生缺少某些知识，不要妄想知识都要从学校得来，要让学生意识到，可持续学习能力的自我培养是珍贵品质。”

　　虽已过去数十年，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三系系主任谢孟贤回忆陈星弼上课的情景，仍历历在目：“陈老师自己在上讲台前总是将教案熟悉到极致，所有理论体系、知识案例都在他的脑海里形成一个严密的体系。走上讲台，不用背，不用记，要讲的内容像水流一样涓涓不息地淌出来。从1959年开始上课，他就不带讲稿，只有一张香烟盒大小的纸片写好备忘摘录。他的课有趣生动，难点重点突出，分析透彻。”

　　不管工作多么繁忙，陈星弼都把教学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他曾主动请缨，接手“人人讨厌上”的量子力学，还为研究生开设了《半导体器件物理》《半导体器件的数值计算方法》《功率MOS》等新课。

　　课程很难，陈星弼却很兴奋。他一向认为，“越伟大越深奥的东西我越喜欢攻克”。陈星弼的课保持着一贯风格：突出物理概念，启发式教育。他将丰富的科研体验融汇在课堂内容中，学生感觉实用性更强。

　　为了锻炼学生的英语能力，陈星弼在研究生课堂上采用全英文教学。他崇尚自由包容的课堂氛围，允许学生随意提问。讨论时，没有权威，没有师生关系，只有平等交流。同学们踊跃发言，甚至为某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

　　陈星弼还经常给学生们开人文讲座，建议他们读世界名著、听古典音乐，锻炼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他认为，通识教育虽不能让人才速成，但从长远计，接受通识教育的学生的创新性和贡献更为突出。

　　即使已入耄耋之年，身患各种疾病，陈星弼还是亲自带硕士生、博士生，关心每一位学生的成长和发展。

　　陈星弼是严师，更是慈父。他掏钱请学生看电影、吃饭，在甲型流感暴发期间自费购买中药熬给同学们喝。

　　更有意思的是，“让我付钱我才去”成为陈星弼和毕业学生聚会的“标准”。学生们都记得，有一次聚会大家偷偷付了钱，陈先生很不开心，批评“说话不算数”。下次再约时，陈星弼说“除非我把上次聚会时的钱出了，否则我不去。”“在他心里，我们就是他的孩子啊。”

　　2018年教师节前夕，陈星弼与刘盛纲、李乐民三位院士共同获得“成电立德树人成就奖”，这是属于电子科技大学教师的最高荣誉。

　　家国情怀

　　“只有科学和教育发展了，国家才能振兴。没有科学教育，国家就会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在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时，陈星弼曾谈到科教兴国的意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无形中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任何人不能阻止历史的车轮。”

　　这样的感悟与陈星弼刻骨铭心的少年经历密切相关。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1937年，战争阴云密布，不到7岁的陈星弼跟随父母离开上海，在连天的炮火中，踏上向西的逃难之路。

　　他们逃到了余姚、浦江，又辗转至萧山、金华、南昌、长沙、九江……历经艰险到达重庆，一家人才稍作安顿。陈星弼转学四次后结束了小学生活。

　　陈星弼的少年时代拮据清贫，中学每月只发给他们二斗三升米，大部分都是霉烂的红米。而每次回家，他都要为船费发愁。

　　1943年，陈星弼转学到江津县国立九中，“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大规模征兵运动正在全国开展。他唱着《棠棣之花》送别披上戎装的同学，只恨自己年龄小不能参军，要么真想爬上卡车，到印度，到缅甸，到抗日前线。

　　年少的陈星弼在紧张的课余认真军训，操练，打靶，一丝不苟。语文老师教大家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他非常喜爱。陈星弼和同学还排演曹禺、田汉、夏衍、郭沫若的爱国话剧。

　　年岁渐增，陈星弼对祖国的爱更深，为祖国奉献一生的意愿更加强烈。大二时，陈星弼放弃了奖学金。他想，国家还有许多急需用钱的地方，“我也要为祖国尽微薄之力。”毕业分配填写志愿表时，他郑重地在每一个志愿栏里都填上“服从组织分配”，并真诚地表示要“到东北去、到西北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建功立业。

　　五十岁时，陈星弼走出国门，以真才实学赢得了国际友人的尊重。他主动上交外汇，却把收据满不在乎地丢弃。为了给工业发展作出切切实实的贡献，他痛苦地放弃了关于理论物理的梦想。在功率器件领域艰苦工作，常常通宵达旦。

　　陈星弼视名利如浮云，他衣着朴素，家里甚至还用着20多年前的暖水瓶。不了解的人很难想象，这位看似普通的老人，专利成果带来的经济效益约20亿美元。“如果只是为了名利，我不可能在科研上耗费一辈子的精力。”陈星弼说。

　　从大学时代开始，陈星弼就阅读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著作，而且顺着哲学学术河流上溯，阅读了德国古典哲学著作。“我是经过了艰苦的阅读、认真的思索，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终其一生，马克思主义给予陈星弼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他引用马克思的名言——“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认为“能够在短促的人生中，以科学服务人类，这就是我追求的价值”。他也希望有更多的青年献身科研，成为科研发展的脊梁。

　　“长寿，是让我有充足的时间为祖国做更多的事情。”陈星弼并不在乎生命长短与否，但耄耋之年仍紧张工作在科研战线最前沿，他深感幸运。经历过山河破碎，对国弱民贱、生灵涂炭的印象锥心刺骨，陈星弼始终葆有这样的“初心”：要把自身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在祖国需要的科研战线上建功立业。他“心有大我、至诚报国”，也激励着广大科研工作者开拓创新，解决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将科研人生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洪流中。

　　（作者：杨丽可，现供职于电子科技大学党委宣传部理论和文化宣传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