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来是因为热爱

　　解放周末：除了张文宏外，卢洪洲、朱利平、陈澍……这些全国知名的感染科专家都是您的学生。您培养学生有什么秘诀？一个学生是不是好苗子，您是怎么判断的？

　　翁心华：我觉得我很幸运，到我这里来的学生都这么优秀。但仔细想想，这还是要归功于戴自英教授那一辈老专家，这些优秀的学生都是奔着教材上那些闪亮的名字来华山感染科的。

　　我认为，学生从哪个学校毕业的不是最重要，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更需要后发的力量。我看中的，一是天分，二是勤恳，三是敬业。我的学生都非常勤恳，张文宏忙起来有时候在沙发上就睡两三个小时，我很感动。有一次，一位学生为了取标本淋了一场大雨，结果得了严重的肺炎，我非常内疚。我知道他喜欢吃蹄髈，就给他烧了一锅红烧蹄髈送去。

　　解放周末：您和学生之间的关系非常好。

　　翁心华：我们不完全是师生关系，而是朋友关系。张文宏他们看见我从来不害怕，我们之间没有代沟，经常开玩笑。

　　这种传统其实来自戴自英老师。我记得有一年他从青岛回来，带了一箱国光苹果。那时候国光苹果很难买，他把科室里的人都叫到家里，每个人发一个苹果，我们都很高兴。我当时是年资最低的，我还记得他对我说：你是新来的，不急，慢慢来。

　　解放周末：从戴老到您，再到张文宏主任，你们三代人所处的医疗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你们面对的挑战有哪些不同？

　　翁心华：戴老是华山感染科的创始人，没有他和他那一辈的医生们，就没有华山感染科。我和我同一辈的医生们最重要的使命是坚守和传承，在医院改造过程中、在没有病房的那几年坚持下来，同时在传承的基础上发展学科，发展亚专业。

　　我的学生们都有各自的研究方向，比如张继明教授在肝炎领域有一定的全国影响力，这次他也去了武汉抗疫前线。在结核病的诊治和研究方面，张文宏主任颇有建树。在真菌感染方面，朱利平教授很有影响力。陈澍教授的临床功底很硬，为许多发热待查病人解决了难题，他几天前刚从武汉最危重的ICU病房回沪。在抗生素研究方面，王明贵所长是全国领先的。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卢洪洲教授是我的第一位硕士生和博士生，当年我建议他去美国进修，专攻艾滋病研究，现在他成了这方面的权威。

　　应该说，张文宏主任这一代面临的挑战是发展与创新，使我国的感染病学科进一步与国际接轨。近几年来，国际上在抗菌药物、病原诊断方面的发展速度非常快。这次诊断新冠肺炎所采用的核酸检测就是一种快速的病原诊断方法。如果用过去传统的方法，培养细菌至少要三天，诊断速度跟不上。未来，病原诊断的研究和发展很关键。

　　解放周末：华山感染科被誉为中国感染科的“梦之队”。你们三代人所构筑的这条“华山之路”的基石是什么？三代人不变的信条是什么？

　　翁心华：基石就是12个字：科学精神、专业主义、学术传统。这次疫情期间，张文宏主任和华山感染科受到了许多人的关注，但就像他说的，等到疫情结束，他就会安静地回到角落里继续工作。“传染科医生要挑得起担子，经得住考验，放得下名利，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寒。”戴自英老师当初的这句话，是我们三代人不变的信念。

　　解放周末：为什么强调必须“耐得住寂寞”？

　　翁心华：在绝大多数医院里，条件最差、人最少的地方就是感染科。2002年，我们科度过了一段艰苦的日子。当时，华山医院正在改造，我们只能在外面临时借病房。那时候，张文宏刚刚毕业，有一次他跟我说，他想换个职业。我没有批评他，我告诉他：“你的知识面广、沟通能力很强、英语水平也很好，如果放弃了很可惜。困难只是暂时的，你再等一两年，如果我们科的环境还是这样，你再考虑。”听了这番话，他告诉我他不走了。

　　现在回头看，他当时有那样的想法很自然，那时候的收入确实是比较少的，也有医生选择了离开。我觉得他选择留下来也不完全是因为我的话，还是因为他热爱这份事业，耐得住寂寞。心要是真的动了，我即使用绳子捆，也是捆不住他的。

　　总要有人把“老站”守好

　　解放周末：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从古至今从未停歇，未来的传染病会变得更“狡猾”吗？

　　翁心华：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疾病都是传染病，历史上出现过黑色的瘟疫——鼠疫，白色的瘟疫——结核病。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导致的死亡人数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的人数还多。

　　人与细菌的斗争也从未停止。青霉素刚发明的时候，人们欢欣鼓舞，有外科医生甚至说，将来内科医生没事可干了。没想到，后来细菌耐药了。现在全世界有那么多抗菌药，却出现了超级耐药的细菌。戴老曾经对我们说，细菌的历史有几亿年，人类的历史与之相比是很短的，在细菌面前人类势必是屡战屡败，但还是要斗争下去。

　　传染病确实会变得越来越“狡猾”，因为致病的病毒和细菌在不断地求生。但我很欣赏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说过的话：生命的伟大不在于永远不跌倒，而在于跌倒后总是能爬起来。人在与传染病的斗争中可能会暂时处于劣势，但人类最终一定能战胜它，这个信心一定要有。

　　解放周末：这次对新冠病毒的抗疫经历，给我们留下了哪些经验教训？

　　翁心华：我认为，在此次疫情过后，应该进一步加强国家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的建设。在这个体系中，感染科医生是守在第一线的人。张文宏主任曾打过一个比方，他说基层的感染病科医生就像手握着红缨枪的孩子，村口来了敌人，必须马上报告。上报的这条路一定要通。

　　解放周末：感染科医生平时似乎是默默无闻的，关键时刻他们的身上肩负着重任。

　　翁心华：是的，我国大多数医院感染科医生目前的主要工作是治疗病毒性肝炎，我国有两千多万慢性乙肝患者需要长期治疗，此外还有不明原因发热病人等。这支队伍同时还要面对突发的影响公共卫生安全的传染病。他们就像消防员一样，平时默默无闻，一旦有火警，就要马上出动。

　　解放周末：这支队伍目前的力量怎么样？

　　翁心华：2002年，我担任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主任委员的时候，全国的感染科医生只有3万人。2003年非典暴发时，这支队伍的力量明显太单薄。当时，全国的呼吸科医生承担了很重要的工作，比如钟南山院士就是著名的呼吸科专家。

　　非典结束后，感染科的建设受到了国家的重视。当时的卫生部要求，全国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必须建立感染病科，同时开设发热门诊及肠道门诊，这两个门诊也成为绝大多数医院感染科承担的职责。

　　这17年来，全国许多大医院的感染科实力不断增强，但一些基层医院的感染科发展还比较缓慢。2019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感染科主任谢青等曾针对上海市57家二甲及以上综合医院感染病学科现状做过调查。结果显示，上海市综合性医院感染科病房设置率达到100%，但二级医院感染科病房设置率只有20%。

　　一位县级医院的感染科主任曾告诉我，他很苦闷，平时的病人太少，科室快维持不下去了。我建议他，要分析自己的环境，尽量发展医生队伍，即使业务量不大，还是要想办法坚持下去。我给他打了个比方：高铁已经很发达了，但个别边远地区的老车站还是会有绿皮火车。总要有那么几个人把“老站”守好。

　　翁心华

　　生于1938年。2004年由华山医院授予“终身教授”荣誉称号。翁心华教授长期从事感染病的医疗、教学、科研工作，有感染界的“福尔摩斯”之称。在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的诊治及抗生素的临床应用方面享有很高的声誉。在2003年非典流行期间，他担任上海市SARS防治专家咨询组组长，并获上海市劳动模范称号。2013年获得全国卫生系统模范个人最高荣誉：“白求恩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