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 进

　　脚踏实地、认真务实的治学态度，不断进取、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形成了宗强先生的学术研究特色。在进行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的研究中，他发觉，一个时代的哲学思潮、文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也是制约文学思想发展的重要因素，这引起了他专门研究士人心态的兴趣。

　　通过对魏晋时期士人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的认真研究，宗强先生认为，玄学思潮起来之后，改变了一代士人的生存状态，改变了他们的志趣、行为甚至品格，这一点对于中国文学思想发展的影响至为深远。更重要的是，哲学的、历史的、社会政治的种种外部因素对文学思想的影响，是通过士人心态为中介而实现的。

　　对士人心态的研究，不仅可以打通文史哲的界限，更可以对民族文化的审美心理、对中国人的生命情调及美感，有更全面、更切实的把握和体会。在写作《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书时，宗强先生试图说明玄学思潮与士人心态变化的关系，探讨士人心态的变化如何影响他们的审美情趣，影响他们的文学题材选择，甚至影响到文体的演变。

　　宗强先生从这些方面，对嵇康、阮籍、陶渊明等作家的创作和思想重新进行审视，对西晋诗风与东晋玄言诗作出新的阐释，对玄、释合流的意义予以充分重视。这样一来，文学思想史的研究与士人心态史的研究也就密不可分了，把细致入微的审美心理分析和以实证为基础的严密思辨结合在一起，让人既可以领悟到艺术享受的美感，又能获得清晰思辨所引起的理性愉悦。

　　《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于1991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旋即获得广泛好评，《人民日报》《读书》和《文学遗产》杂志都刊发书评予以肯定。

　　周国林先生在《读〈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里说，这部学术著作“既有高屋建瓴的整体阐发，又有细腻入微的个案分析，既充满浓厚的思辨色彩，又兼具强烈的实证精神”。

　　吴相先生在《无奈的辉煌》中说：“这是一部非常精彩的书，是‘撄人心’的书，是有所见的书。读这样的书，确是‘感到极大的满足，既有一种艺术享受的美感，又得到思辨清晰所引起的理性的愉悦’。”

　　时任文化部部长的王蒙先生，也在题为《名士风流以后》的文章中，称赞《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对魏晋士人心态的论析“很别致”。他说：“我已经好久没有读过这样有趣又有货色、有见地的书了。”

　　傅璇琮先生在《走向成熟的思考——读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里说：“他的著作的问世，总会使人感觉到是在整个研究的进程中画出一道线，明显地标志出研究层次的提高。”

　　学术研究是一项“体力活”，要著书而立说，非呕心沥血不可。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产生轰动效应后的一天深夜，宗强先生像往常一样青灯摊书，突然浑身疼得冒虚汗，趴在书桌上起不来了。师母赶到大中路旁的十一宿舍，敲门通知师从他多年的弟子。我又敲开住在同楼的校工的门，借了一辆破旧的三轮车，顶着满天星斗和寒风，吱吱呀呀地将先生送往天津总医院。

　　宗强先生的身体并不强壮，当他全身心投入研究和写作中时，经常熬夜都没事，但每当一部重要著作完稿之后，觉得可以松口气了，他往往会病上一场。

　　《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只是宗强先生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的副产品。他的另一部断代文学思想史专著《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从动笔到完成，整整用了10年时间。后一部著作完成后，年届七十的宗强先生积劳成疾，酿成重症肌无力，喝水都无法下咽。

　　弟子们想办法把宗强先生送到首都的北京医院。在学生和家人的陪护下，他积极配合治疗，终于经受住病痛的折磨，迎来了令人惊喜的康复与平安。

　　宗强先生不仅创造了顽强的生命奇迹，也在随后的耄耋之年里，创造了那一代学人学术精进的奇迹。

　　境 界

　　宗强先生的学术研究是在“知天命”的后半生才展开的，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50岁到70岁的前二十年，二是从70岁到90岁的后二十年。前二十年，他奠定了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格局和学科发展方向，写出了足以传世的精品力作。后二十年，他依然老当益壮、笔耕不辍，陆续出版专著三部——《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读文心雕龙手记》（三联书店2007年版）、《明代文学思想史》（上、下）（中华书局2013年版）；论文集两部——《因缘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晚学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论文选集两本——《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罗宗强卷》（北京万卷出版社2010年版）、《因缘居存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等。年过七旬，还能有如此厚重丰硕的成果，充分展示了宗强先生自强不息的学术精进之路。

　　作为宗强先生前二十年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思考和总结，21世纪初发表的《罗宗强先生访谈录》强调了三点：一是追求真实的历史还原，二是关注人之性情、个性的士人心态研究，三是回到文学自身的审美判断。

　　宗强先生为这篇“访谈”设定了一个长标题：“自强不息，易；任自然，难。心向往之，而力不能至。”他在访谈中说——

　　“现在我已七十二了，依然可以刻苦奋斗，凭自己的爱好，朝着既定的目标日夜工作，我自己觉得，自强不息是做到了，可是要做到任自然却非常的难。任自然是什么呢？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随遇而安，不受外界干扰，保持完全平静的心境，这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由“自强不息”延伸出来的“任自然”，可以说，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学术境界，它体现在宗强先生后二十年的一系列论著里。如果说前期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偏重于用“纯文学”的观念来观察和衡量古代文学思想；那么后期的《明代文学思想史》，则能在坚持纯文学标准的同时，兼顾属于“杂文学”的应用文体，将文学审美评判与讲求实用的文章学相提并论。

　　在晚年著作《读文心雕龙手记》里，宗强先生有两篇文章谈刘勰的“杂文学”观，即《释〈章表〉篇“风矩应明”与“骨采宜耀”——兼论刘勰的杂文学观念》和《释“入兴贵闲”——兼论刘勰的杂文学观念（之二）》。他以为，“在刘勰的文学思想中，不仅存留有学术未分时的文章观，而且有文学独立成科过程中逐步展开的对于文学艺术特质的追求。”刘勰的《文心雕龙》文体论，除了分别体裁、文类外，更重要的是体貌的描写和风格的辨析，后者与文学和文学思想的研究联系更为紧密，也更显重要。

　　宗强先生后二十年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是前一个阶段的自然延伸，密切关注学界的研究动态和学科发展趋势，具有“与时俱进”的特色，而贯穿始终的是对“文学”本原问题的深入思考。他在《古文论研究杂识》中说——

　　“文学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概念，还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是一个严格规范的概念，还是一个弹性的概念？从它的形态看，从创作的动因看，从它的社会角色看，它的特质是什么？文学的社会角色，与它的功能是不是同一个概念？它的功能是自在的，还是受外界诸因素决定的？在现代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它的功能与存在价值有没有受到影响？应该如何给它定位？它的社会的角色，从不同的层面看，有没有不同，如从政权的层面看，从社区的层面看，从接受者的层面看，有没有区别？左右文学的构成因素是什么，文学批评的标准等等，还可以提出一系列问题。”

　　宗强先生认为：“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还有一个主观条件的问题。要担负建立此种理论的人，至少必须对古代文学、古代文论有深入的了解；对国内外文学理论的研究进展了如指掌；对我国当代文学创作实际、对当前的社会文化状况和需要有所研究。而我们现在从事这三个领域研究的人，大多独立于本领域之内，兼通者较为罕见。一种新的理论的建立，不是单靠技术操作所能办到的，它是对创造者学术水准的全面要求……他们中的一些人，必当能达到中西兼通、有扎实的国学根底、有高度的理论素养、有自己的学术思想的学术境界。”只有同时具备开放的世界眼光和深厚的传统素养，才能在复兴中华文化的伟业中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思想体系。

　　因 缘

　　宗强先生回到南开后，一直在校园里居住，他把晚年在西南村的住所称之为“因缘居”。因缘，也就是随缘自适，拿得起，还要放得下，与“任自然”意思相近。他坦言：“从我个人的爱好来说，从对人生的感悟、对人生的体验来说，我是非常喜欢庄子的。但任自然非常难，我做不到，问题在于我往往喜怒形于色，爱憎分明，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从来不拐弯抹角。依我的气质和习惯，我达不到庄子那种理想的境界，所以只能是心向往之。理想化的东西，不容易做到；但做事要认真，要一丝不苟，却是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

　　宗强先生是性情中人，有诗人情怀和艺术才华，对真、善、美很执着；美是自由的象征，亦是其“任自然”的精神寄托。如果说天行健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他后半生的学术研究中有充分的体现；那么“任自然”则是其精神生活的新进境，具有人生境界与学术境界的双重意蕴。作为人生境界的“任自然”，是一切随顺因缘，近于庄子追求的随遇而安、平和淡定的精神自由，主要见之于他晚年那些写意怡情、游戏笔墨的诗书画创作之中。诗与画的关系，也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静观天地人，挥笔诗书画。宗强先生晚年在做学问之余，常常以书画自娱，喜欢涂抹大写意的花鸟画和山水画。他的《写李义山诗意图》，用灵动笔法画风中的柳条和树枝上站立的两只小鸟。画的右上方则题写李商隐的诗句：“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再如山水画《何处三家村》，以泼墨染出层层叠叠的山峦，于云雾缥缈的画面题上自己写的诗：“何处三家村，尽日闭柴门。荒径少行客，无人问晨昏。孤灯与青卷，偃蹇神犹存。山外醉歌舞，利禄相逐奔。姚佚复启态，使人空心魂。机栝相因依，成败如覆盆。会得此中意，万岁一成纯。”以游戏笔墨遣发逸兴，以题诗寄托情怀，讲究诗情与画意的水乳交融。

　　从小在书画艺术方面的修养，使宗强先生具有十分敏锐准确的审美判断力。他在《我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里说——

　　“对于文学思潮发展的敏锐感受，在很大程度上，要求具备审美的能力。一个作家、一个流派的创作，美在哪里，反映了什么样新的审美趣味，乃是文学思想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如果这一点都把握不到，那写出来的就不会是文学思想史，而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史。如果把一篇美的作品疏漏过去，而把一篇并不美的作品拿来分析，并且把它说得头头是道，那就会把文学思想史的面貌写走样了。”

　　宗强先生对美的感受贯通诗书画。他认为，文学的本质特征是审美的，面对审美对象，研究者不能无动于衷，因此文学思想研究的重心，应该由一般的理论批评转向文学作品的审美分析，转向文学思潮的辨认和把握，这需要敏锐的审美感受能力，不像研究理论批评那样，只要在材料梳理的基础上进行理性归纳就可得出结论。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者，若不能感受文学创作显示出的审美倾向，不能把握作家独特的艺术个性及其作品风格，就难以把握不同时期文学思想发展的主潮与大势。

　　（作者：张毅，罗宗强学生，曾获第四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奖”，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南开大学“杰出教授”。）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