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乔厂长”自己找上了我

　　天津市作协原主席 蒋子龙

　　1979年春，《人民文学》编辑部派人来找我约稿。而那时我有近三年没有动过再写小说的心思，甚至也不读小说了，因为实在是没有时间。

　　“文革”后落实政策，让我当了重机厂锻压车间的车间主任。车间有五跨，三万多平方米的厂房，一千多名职工，相当于一个中型企业，但缺少一个独立的中型工厂的诸多自主经营权，千头万绪，哪儿都不对劲。有工艺却没有材料，好不容易把材料弄来，机器设备又出了故障。多年生产秩序打乱，规章制度遭到破坏，机器设备不能定期维护，到处都是毛病。等你把设备修好了，人又不给使唤，对待工作的态度大不如从前。待你磨破了嘴皮子、连哄带吓唬地把人调度顺了，现行的管理体制不仅不给你加劲，反而处处掣肘，本该由上边撑着的责任却撑不起来……

　　我感到自己天天都在“救火”，常常要昼夜连轴转，有时连续干几天几夜都回不了家，身心疲惫。有一次检查安装质量，我从车间的24米热处理炉上摔下来，暖风擦过我的脸，火光在身边一闪而过，跟着就失去了知觉。当时处理炉下面有一堆铸钢的炉件，如果摔到那上面，肯定就没有后来的“乔厂长”了……

　　我答应了《人民文学》的编辑，用三天时间写出了《乔厂长上任记》。小说讲述老干部乔光朴在工厂内部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从而扭转工厂被动局面的故事。当时自己的感觉是酣畅淋漓，几年来积压的所感所悟一泄而出……

　　《乔厂长上任记》作为小说，自然是一种虚构。任何虚构都有背景，即当时的生活环境和虚构者的心理态势。并不是我要将自己的虚构强加给现实，是现实像鞭子一样在抽打着我的想象力。所以我总觉得“乔厂长”是不请自来，是他自己找上了我。

　　《乔厂长上任记》后来被当作“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我经常被人问起，作为“改革文学”的缔造者，您如何如何。这时，我就会实话实说，其实我至今也搞不清楚“改革文学”的概念，作家是不可能按照“改革”的定义去创作文学作品的。而只有当“改革”实际上成为人民群众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主题时，正在剧烈地摇荡与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时，才能让作家把激情和材料融合成创作之火，把虚构的人物和故事融于真实的生活旋律之中。

　　（本报记者饶翔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