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进程中，社会阶层流动水平不断提升，有效激发了社会发展的深层活力。

　　流动的中国从多个维度增强了社会发展的活力，为人们凭借自身努力改变人生轨迹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高水平社会流动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迫切需要推进更高水平的制度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指出这样一个事实：英国用了58年、美国用了47年、日本用了34年的时间使人均实际收入增加一倍，而中国仅用10年就实现了。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流动的中国，充满了繁荣发展的活力。”这既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图景的生动描绘，又揭示了当代中国繁荣发展的重要密码。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社会流动

　　高水平的社会阶层流动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不仅有利于人力资本竞争，而且有利于社会和谐。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现代化和市场绩效导向对于促进阶层流动均具有重要意义。前者会导致产业结构升级和社会分工结构快速分化，后者则会使“唯才是举”的绩效原则成为劳动力市场竞争的主要标尺，因而都能有效提升阶层流动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勇于探索、大胆实践。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到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实践，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有力促进了高水平的社会阶层流动。一方面，随着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不断发挥，劳动力市场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通过努力拼搏和公平竞争，实现了向上的阶层流动。另一方面，政府作用得到更好发挥，特别是注重在宏观发展战略层次发挥作用，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推动产业升级，努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大力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强化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大区域协同发展。这些举措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为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创造了个人发展机会，促使数以亿计的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快速转移，整个社会对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快速增长，体力劳动者所占比例不断下降。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有机结合、协同发力，从多个维度提升了社会阶层流动水平。

　　社会学最新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代际总流动率持续上升，从20世纪70年代的0.38上升至当前的0.71。这表明，反映个体努力程度的自致性成就已经取代家庭出身等先赋性因素，成为影响个人社会地位的首要因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进程中，社会阶层流动水平不断提升，有效激发了社会发展的深层活力。

　　基础设施建设为流动社会提供重要支撑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如何跨越空间区隔，更高效率配置人力资源和各类资源要素，一直是国家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我们党以前瞻性战略视角推动高水平交通基础设施建设：1949年，全国铁路通车里程为1.8万多公里；2018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突破13万公里，其中高铁超2.9万公里，占世界2/3。随着国际领先的高铁和公路网络不断发展完善，一个规模巨大的流动社会逐渐形成，并在多个维度助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流动社会的发展不断改变人们生活方式。便捷快速的交通出行使得人口空间流动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都大为降低，流动已成为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生活常态。这让社会成员能够在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内活动，不仅可以获得更多发展机会，而且可以实现更为丰富多彩的旅游休闲。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交流，有利于不同区域交融发展。

　　流动社会的发展有利于不同区域形成深度社会联结。借助便捷的交通网络，相邻地区的一体化发展态势日益显著。以长三角地区为例，依托G60高速公路和正在建设的沪苏湖高铁两大交通网络，由上海松江和浙江嘉兴、杭州等九城（区）协同打造的区域产业和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平台已显雏形。即使在空间上有一定距离的不同区域，也可以借助便捷的交通网络形成深度对接的新型发展机制。例如，贵州在开通黔粤、黔湘等高铁线路后，与相关经济发达城市之间建立起更为紧密的对接机制。

　　流动社会的发展有利于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协调发展。面对流动社会，局限于属地管理和服务的传统思维已不再适用，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越来越强调协调发展、有序对接和一体化布局。当前，我国已经在养老、医疗等多个关键领域形成了区域衔接的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可以预见，随着流动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跨区域供给还将得到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