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万物不仅是人类审视观照的客体和对象，更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朋友与伙伴。尊崇和敬畏自然万物，使人性人格从俗世拘囿和欲望束缚中摆脱出来，臻于率性恣意、自由洒脱的人生境界。这是中华传统文化所秉持的人文立场，也是最为当代人所倾慕与向往的价值追求。

　　在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看来，自然万物的主要特征是自在与自由的结合与统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庄子的《逍遥游》告诉我们，理想人格是人们在自然万物的闲适悠然中熏陶和实现的。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缺憾与不足，就是人类与自然万物的脱节分离，人类以挥霍自然生态为代价，逐步遁入世俗歧路，成为内在精神的仆役和外在礼法的奴婢。

　　西汉辞赋家枚乘在《七发》中虚拟了一位沉溺于骄奢淫逸状态下的“楚太子”，罹患疾病，症状为“久耽安乐，日夜无极”，于是“吴客往问之”，探视其病情后，从音乐、饮食、车马、宫苑、田猎、观涛等方面启发诱导楚太子，调整和矫正他的生活观念，使他知晓除了物欲生活，世上还有更美妙的万物生态令人心驰神往，从而使楚太子“据几而起”，振作醒悟、卓立奋发。

　　自然环境和生态万物不仅呈具审美价值，而且在礼法居主导地位的封建社会中，还具有抵御萎靡颓唐心绪、颐养高蹈人格的意义。例如魏晋时期，政治浑浊，社会浮躁，许多文人士大夫不满于当时统治者的颟顸昏聩，将心思和情趣寄寓于文艺纵情于山水，以此陶冶品性化育人格，特别是文人士大夫所居处的江南秀丽山水，为他们涵育超凡脱俗的独立人格提供了有利条件。文人士大夫对自然万物和田园山水的体味和感悟，已经超越了两汉时期的比德说，而与更深远的审美人生相牵相依，成为孕育清朗人格的源头和津梁。阮籍在《达庄论》里说得非常清楚：“山静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得之道而正者，君子之实也。”当时许多知识分子游放流连于自然山水之中，心境洁雅，心绪明澈，有组织地催发了我国生态文学创作的第一次高潮。梁代博物学家陶弘景赋有一诗，是应齐高帝萧道成征召而作的，诗中写出了自己以山林自娱的志向：“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此诗在很大程度上也为陶弘景博取“山中宰相”名声起到了加分作用。就人的审美心理过程而言，当人们驻足秀丽山水观赏旖旎景色时，主客体就会吸附互洽、融为一体，从而也就淡化了欲念驱役与功名束缚，自然生态美对人格美的熏染陶冶，在这个意义上可能较之汉代“比德说”更富于人文精神。

　　自然生态之美铸塑升华着人格，也洗涤净化着饱受现代文明袭扰的人类心态。一位曾横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作家写道：无论是地理的、生态的，还是心理的、象征的，塔克拉玛干都是一幅可怕的地图，令人心惊胆战。贫瘠和荒凉是沙漠的主宰，最可怕的是缺水，更可怕的是它的一望无垠，对于疲惫不堪形容枯槁的旅行者来说，它似乎永远没有尽头……千百年来，进入沙漠的探险队、商队、寻宝者、劫匪、朝觐者络绎不绝，心怀的目的各有不同，吸引他们的也许不是湮没的文明和黄金宝藏，而恰恰是沙漠令人恐惧的魅力。这是一位当代国人在类似于庄子所描述的远古洪荒时代的自然环境下，对人际生存状态的记述和感怀。由此可见，我国传统文化美育思想中对于自然万物之美与人格建构的话语体系，大体上是与时下国人思维相对接相契合的。

　　在日趋开放的多元化的文化语境当中，中华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天人合一”“生生和谐”等思想，既是今日国人脱离浮躁之心气、建树完美之人格的精神源流，也是时下芸芸众生与自然万物平等相处、诗意栖居的思想根蒂，应予广布弘扬践行。

　　（作者为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