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我又可以勇敢地面对死亡

　　纪慈恩

　　这件事曾经残酷地摧毁了我

　　到目前为止，我的生命被分成了两个部分：20岁之前和20岁之后。

　　19岁那一年，我最好的朋友得了肝癌。那是我第一次如此真实地感受到死亡的存在。当时，她在荷兰留学。在荷兰，安乐死是一种合法的行为。因为已到肝癌晚期，病魔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她，疼得实在受不了，她甚至会咬自己的胳膊。所以，我去看她的时候，她求我为她签署安乐死同意书。

　　我那个时候太年轻，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承担得起对另外一个生命的责任。在万般无奈下，我狠心为她签署了一份安乐死同意书。

　　这个决定，由此改变了我的后半生。

　　在她的追悼会上，当人们得知是我为她签署了安乐死同意书时，可怕的一幕出现了，我至今都无法忘怀。他们说，是我杀了她，他们说，我一定会得到报应。开始是一个人、两个人，到最后，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我进行谴责。

　　在此之前，我每天都因为好友的去世而哭泣，用医生的话来说，这是一个人遇到这种事情时的正常反应；而自从追悼会后，我没有再对此说过一句话，我感觉自己已经无力面对这个世界。自我封闭，成了我保护自己的唯一方式。我每天都躲在屋子里，拉上窗帘，不和任何人打交道，也不和父母说话，只是每天坐在地上，问老天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那一年，我被确诊为“创伤后应激心理障碍”，是一种很严重的心理疾病。

　　经过一年半炼狱般的治疗，精神鉴定中心为我开具了一份已经康复的鉴定书，但实际上，我知道我并没有康复，因为我对死亡仍然有着非常深的恐惧。

　　死亡，它曾经这样无情而残酷地摧毁了我，我一定要认清楚它的真面目，我要看看它为什么会让我变成那个样子。所以，后来我做了一个决定，要去离死亡最近的地方——临终关怀医院，去了解死亡的真相。

　　因此，我在21岁的时候，成了一名临终关怀志愿者。

　　要清醒地活在当下

　　至今，作为一名临终关怀志愿者，我已经送走了几十位临终者。

　　我曾经以为，我是去与死亡对抗的，但没想到，最后我和它握手言和。

　　在临终关怀医院里，我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死亡。有的人很平静地面对死亡这件事，有的人很挣扎、很折腾，也有的人活得很精彩。他们都以自己不同的方式，走向死亡。

　　在我服务的对象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姓林的奶奶。她是一个很有智慧的老太太，她常常对我说：“生命自有它的定数，我们要承认，生命就到这里了，我们就允许它到这里。”有很多次，她在深夜拉着我的手说：“如果有一天，在我生命的最后阶段，我意识不清楚了，我糊涂了，千万千万不要给我治疗，我不想看着我的血一点点变成黑色，我想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我发现有一个普遍的现象，那就是中国的大多数子女在父母病危或临终时都不愿意放手。后来，林奶奶的癌细胞扩散了，她的女儿一定要让她去做化疗，林奶奶不愿意，就用自残来抵抗。最后，她女儿看她这么坚决，才含泪不再逼林奶奶去做化疗。

　　在临终关怀医院，我听到很多家属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我今天不给他治疗，我将来会后悔的。”在很多中国人看来，我们不能允许生命就这样轻易地终结，我们希望生命永无止境地继续下去。可是事实上，生命终将会终结，这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我渐渐明白，死亡有很多种维度，它并不是我们想象的，是非黑即白的，一定是绝望的、悲伤的。

　　我常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你天天和一群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人生活在一起，你是如何调节自己的悲伤情绪的？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后来我就想：为什么我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就一定要有悲伤的情绪呢？因为在大多数人的眼中，死亡是一件绝望而悲伤的事情。但是，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死亡不再是让人恐惧的。

　　就像那位林奶奶，她之所以能够这样镇定而从容地面对死亡，是因为她已经深深领悟了生与死的意义。在临终关怀医院志愿服务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个人对待死亡的态度，其实取决于他活着的时候。死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活着。你可以好好地活，才能够好好地死，你只有清醒地活在当下，才能够勇敢地告别这个世界。

　　生命只有一次，但是我们曾经无数次地在影视作品中体验和直面死亡。对死亡的感知与体验，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活着。

　　我非常不赞成这个观点——好死不如赖活着。任何时候，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我都不会选择苟且地活着。

　　我认为我活着的意义就是：风风光光地来到这个世界，坦坦荡荡地活着；然后在我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可以有尊严地、安详地离开，不枉我曾经来过。

　　（内容整理自《青年中国说》和TEDx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