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县治，则天下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实操体系”，市域社会治理具有解决社会治理中重大矛盾问题的资源和能力，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维度，也是城市社会治理与农村社会治理的融合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可以说，市域社会治理做得怎么样，事关顶层设计落实落地，事关市域社会和谐稳定，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其中，城市边缘区是当前市域社会治理中社会矛盾纠纷多发、社会组织发展滞后、治理主体职责不清等各方面问题集中呈现区域。张戌凡副教授在《中国大都市边缘区的社会场景变迁》一书中，以南京这一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大都市的边缘区为案例，将南京城市扩展过程的边缘区社会空间演变作为研究基本对象，分析了大都市边缘区社会群体、职业结构与空间景观的变迁过程及其动力机制，一方面展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都市边缘区社会变迁的图景，另一方面较好呈现了“都市边缘区”逐步转型为“主流城区”过程中各个阶段的社会空间特征与社会治理难点。

　　都市边缘区的社会更新，汇聚了当代中国城市转型的各种经典要素：农业经济从有到无、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工业空间的动迁与重组、服务业聚集与新商圈的形成、新兴住宅市场的崛起、轨道交通要素的更新与延伸，以及集体土地住宅与租赁市场的发展、边缘白领群体的会聚、学区医院等教育医疗资源的平衡与不平衡……因此，都市边缘区的社会图景，既是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迈向大都市区和城市群时代的一个缩影，又是当代中国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攻坚前沿。

　　从实效性而言，针对都市边缘区的发展特点，市域社会治理需要进一步破解精细化、系统化短板，以顶层设计系统化、制度化推进，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确保社会治理的常态化良性发展。

　　一是坚持党建引领，在不同空间尺度大力推进区域化党建与“两新”党建的实践探索。以党组织为纽带，搭建区、街道、社区、小区（网格）四级区域化党建联席会议平台，打破思想观念、行政级别、行业分割“三大围墙”，聚焦基层党员群众需求，全面梳理街道社区、驻区单位资源清单和需求清单，凝聚基层治理的党组织合力，壮大区域发展的朋友圈，确保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社会的各个触角和神经末梢。

　　二是坚持协同共治，将居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在高度流动性、离散化的现代城市社会中，必须增强社区的社会黏性和成员归属感，真正实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发挥基层社会组织的独特作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建立健全激励补偿机制，鼓励社会组织积极依法参与社会治理，降低社会治理成本，让社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激发活力、提供服务。

　　三是坚持民生为本，把“以人民为中心”理念贯穿于社会治理全过程，把群众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通过构建联系服务群众机制、切实解决群众难题、畅通实现群众利益渠道增进人民福扯，使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以“微服务”疏通基层社会的“毛细血管”、改善基层社会“微循环”，打通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米”，切实做到把群众的关切点作为工作着力点，围绕破解难题优化制度设计、提高服务效能。

　　四是坚持科技支撑，树立互联网+社会治理理念，推动社会治理服务全要素与智能化建设深度融合、互为支撑。依托“雪亮工程”信息系统，整合党建信息平台、智慧民调信息系统，“12345”市民服务热线对接，建立集信息采集、纠纷受理、数据集成、智能研判于一体的社会治理智慧系统，一网统管，让大数据平台成为社会治理网上平台。实现群众诉求“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受理、第一时间化解、第一时间确认、第一时间反馈”，用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最大增量。

　　（作者为南京市一级巡视员、南京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