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期社区治理会出现哪些趋势
陈秀红
2020-04-29 16:09:02 来源：学习时报
随着疫情局面的逐步好转，中国即将迎来“后疫情时期”。这次疫情，一方面对我国经济社会带来较大冲击；另一方面，也必将推动很多领域产生深刻变革。“后疫情时期”，我们如何洞察和把握这些深刻变革趋势？多年之后，今天的这场“战疫”，相信仍然会被经历过和未经历过的人们所记起。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显著成效，充分体现了“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国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从基层情况来看，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力和凝聚力，运用区域化党建组织动员多方资源，同时依靠网格化的管理和技术条件，在精细化管理中形成了群防群治的抗疫格局。但是，在社区抗疫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也反映出在整个社区治理体系内的短板和面临的挑战。“后疫情时期”，如何突破这些治理短板和面临的挑战，正是未来一段时期进一步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点方向。
激发和培育社区共同体精神会变得更为重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位，是社会治理共同建设的主阵地。“社区”，从“community”翻译而来，本意就是“共同体”，其基本特征是人们之间相互熟悉，有着较为密切的社会交往和社会互动，对公共性议题能够达成共识，有较强的社区认同感和凝聚力，这些也是共同精神的主要体现。调查发现，在此次疫情防控中，有些少数居民不理解甚至辱骂社区工作人员，认为疫情防控是政府的事情，与自己无关，对社区抗疫工作没有达成共识。从根本上来说，这些矛盾和问题背后反映的是社区共同体精神的缺失。所以，在“后疫情时期”，可通过强化社区协商民主机制来培育共同体精神。协商民主要求居民就社区内公共问题进行对话协商，共同商讨问题解决办法。这样一种对话机制能够增加居民间以及居民与社区工作人员间的互动交往，使得各方在应对突发事件时能够迅速达成共识，减少矛盾和冲突，通力协作应对各种困难和危机。
社区社会组织将获得进一步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主体，在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是实现基层群众自治、推动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载体，是增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的有效途径；在反映居民诉求、协调利益关系、规范志愿服务行为、提升社区服务能力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此次疫情防控出现一些治理短板，主要表现为社区工作人员力量不足，每天超负荷工作，而社会力量又无法实现有效参与。因此，在未来一段时期，完善社区治理体系需要补上社会组织这一短板。应降低准入门槛，放宽资金、住所、人员等条件，重点培育发展在城乡社区开展公益慈善、防灾减灾、邻里互助、纠纷调解、教育培训、文体娱乐以及农村生产技术服务等社会组织。培育支持型、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发展，为社区各类社会组织搭建跨界合作和供需对接平台。考虑到疫情防控对各地政府财政带来的影响，为减轻财政压力，未来社区的可持续运转也需要考虑依靠社区内生资源。因此，应大力培育发展更多的社会企业，既能承担一定的社区和社会责任，又能运用商业手段来独立运营，自负盈亏。
未来会有更多资源下沉社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改革发展稳定的大量任务在基层，推动党和国家各项政策落地的责任主体在基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也在基层。社区直接联系着千家万户，社区也是抗疫前线，控制人员流动，阻断病毒传播路径，社区是第一道关。所有的抗疫方针，都需要具体到基层社区来落实，疫情扩散的风险，唯有依靠基层社区才能在第一时间控制。但是，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存在社区人力、物力明显不足的问题。根据有关抽样调查显示，平均一名社区工作者对应社区居民少则四五百，多则近千人。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当前社区工作者配置就显得严重不足。同时，许多社区工作者在疫情暴发初期严重缺乏口罩、手套、防护服、消毒液、体温仪等基本医疗物资和防护装备，给基层疫情防控带来极大不便。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治理重心下移，更多的是力量的下移、资源的下移。所以，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重点建设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充满活力的社区工作者队伍。逐步增加社区两委成员数量，提升社区工作者待遇，完善其职业晋升机制，以吸引一大批优秀人才投身社区，扎根社区。同时利用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动员力，进一步将区域化党建工作做实做细，形成“上下左右”资源汇聚社区的常态机制。
数字化社区治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数字治理现代化是推进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抓手。这次疫情暴发和防控初期也暴露了当前智慧城市建设存在的短板。例如，有些地方出现了网上政务系统崩溃停摆；无法快速调整交通运行策略来阻断出行风险。这些问题不得不引起反思。习近平总书记2月14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指出：“要鼓励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方面更好发挥支撑作用。”之后，各省市开始将越来越多的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应用于疫情防控，极大提升了防控效能。可以说，此次疫情防控让全社会认识到数字治理的重要性，这为今后推动数字技术赋能社区治理迎来发展机遇。这些在治理过程中形成的线上与线下融合的新型智慧治理范式与经验，也必将对未来城市的发展与治理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应建立健全以信息化为引领的服务治理“大联动、微治理”体系，驱动组织结构、业务流程、行为关系优化再造，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智慧社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结合“最多跑一次”改革，搭建跨部门“多元协同”社区治理基础数据库，实现各业务条线专业数据信息流畅对接和交互相行。
-
自疫情发生以来，不少从业人员做起了“客串”，厨师进行生鲜分拣，房地产销售送起了快递，酒店领班成为日化厂工人……他们有一个新颖的名字——“共享员工”。这种新型的用工方式，既帮助人力成本压力大的企业渡过难关，又为人手不足的企业一解燃眉之急。通过人力资源的再分配，实现了企业、员工的双赢，发挥了保障民生、促进生产、提升劳动力技能水平、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等作用，可谓一举多得。
-
工伤保险费率挂钩职业病“黑名单”，一方面体现了权责对等原则。被列入职业病“黑名单”的企业，都是职业病预防控制措施不到位，威胁劳动者生命健康，发生工伤赔偿风险较大的企业，理应为此承担更多的缴费义务。同时，具有一定的倒逼作用。通过浮动费率这一杠杆，促使广大用人单位积极落实主体责任，提升职业健康工作水平，有效预防和控制职业病危害，维护劳动者身体健康。
-
劳动模范是时代的先锋、民族的楷模，他们身上承载和彰显的劳模精神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精神内涵，充分展现了我国新时代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高度自信，已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新时代，我们要深刻把握劳模精神的崭新意蕴与当代价值，大力弘扬劳模精神，推动全社会形成尊重劳动、劳动光荣的良好风尚。
-
受疫情影响，“带薪休假”给一些企业带来沉重经济负担。相关律师、专家认为，为缓解疫情以及将来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对国家经济的影响，同时回应劳动者合理期待，可修订《劳动法》纳入劳动者无薪休假权的相关规定，在特殊情况下既给企业减负又保就业。
-
为社会治理装上数字“引擎”
-
对全球化来说，这可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全球化已经受到威胁，这既是因为贸易战，也是因为对移民的抵制日益增加。
-
从国家层面来看，42年改革开放的总体趋势就是“由点到面、连线成片”。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决定建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紧邻我国的香港、澳门、台湾地区。1984年，中央决定设立14个沿海开放城市。这14个城市北到大连，南至北海，沿我国1800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分布，当中那个“点”就是上海。
-
面对前所未有的新冠病毒，中国将人民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依靠人民的力量，发起了人民战争，扼住了病毒魔鬼的喉咙。这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根本执政理念，也是中国制度体系与治理体系的本质特征。
-
江南东临大海，河湖密布，自古以来就水灾频繁，旱灾、蝗灾、瘟疫等也时有发生。然而凭借着这些性质各异的仓廒，江南人一次又一次地渡过灾荒难关。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些仓廒不仅是江南人生命的庇护者，更是江南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保障。
-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4月23日—6月11日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距今已整整75年了。这是一次承前启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时隔75年，透过那些流传下来的珍贵记忆，人们依然能触摸到历史的痕迹，一个又一个故事在其中蜿蜒展开……
排行
新闻日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