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基层治理组织格局方面：重点抓好党建引领，加快构建一核多元、共建共治的基层治理共同体

　　一是进一步深化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基层党组织要在联系服务群众上多用情，在宣传教育群众上多用心，在组织凝聚群众上多用力。完善党建统领的基层治理领导体制，落实区县（市）党委在基层治理中的第一责任，健全镇乡（街道）党委（党工委）对基层社会治理重大事项的决策和落实机制，强化对各主体的统筹指挥和组织协调能力。

　　二是大力创新社会力量发动和组织方式，激发基层自治活力，努力形成基层治理的协同生态。通过创新激励、考核和监管机制，切实发挥基层群团、社会组织、企业等社会力量在基层治理中联系群众、承担社会责任的协同作用。加快市、区县（市）、镇乡（街道）三级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建设，从注重社会组织“量的发展”转向“质的培育”，重点发展专业性社会组织，提供多元化个性化服务，与政府公共服务形成差异化发展格局。挖掘宁波大量城乡社区社会组织潜能，重点发挥其在居民法治观念培养、德治教化引领、自治有序运转中的作用。拓展基层群众参与治理渠道，规范协商议事等群众自治机制，加快打造共建共治、充满活力的基层治理共同体。

　　二、在基层治理工作架构方面：重点抓好制度健全，加快完善依法治理、权责相适的基层治理运行体系

　　一是切实推进基层赋权减负改革，努力变“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为“上面千根线、下面一张网”。结合镇乡（街道）机构改革，进一步明晰职能部门与镇乡（街道）、村（社区）治理职责边界。推广象山县“大徐经验”，通过对镇乡（街道）的扩权赋能明责，进一步做强镇乡（街道）这一基层治理中坚层级。切实提高基层尤其是社区减负工作实效，进一步完善社区准入和清单制度，抓实减创建、减牌子、减活动，落实“权随责走，费随事转”及政府购买制度，实现“减负”“增效”共同推进。

　　二是瞄准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健全完善市域基层治理法规体系。针对疫情中凸显的基层执法边界、执法尺度问题，尽快查漏补缺、找准根源，用足用好地方立法权，完善制度、标准和流程，建设科学完备的基层治理法规体系。在村（社区）培养一批“法治带头人”“法律明白人”，全面实现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制度，引导群众依法表达诉求、解决纠纷、维护权益。因地制宜加强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监督和奖惩机制，构建可信可控的道德规范和社会信用体系，德法并举、刚柔并济。

　　三、在基层治理平台体系方面：重点抓好多网融合，加快打造一网统管、高效响应的基层治理智慧模式

　　一是着力抓好“一中心四平台”提升工程，融入全市智慧治理框架，实现多网合一、管理协同、服务整合。全面开展网格化服务管理标准化建设，严格网格事项准入制度，推动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与综治中心、村级综合服务管理平台等一体化运行，实现多网合一、全域覆盖。在此基础上推广建立“镇街吹哨、部门报到”机制，围绕“全息感知”要求，提升基层网格主动发现问题、分级处置和应急管理能力。探索基层治理平台接入多元服务，大胆纳入市场企业、社会组织等主体提供的各类社会服务，构建市域范围“万物互联、信息融通”智能化、精细化服务网。

　　二是创新完善基层治理数据分析研判，提升对一网数据的分析、应用和响应能力。结合智慧城市建设，推动“一中心四平台”数据信息与“12345”、区县（市）长热线、便民服务中心、81890等平台的互联互通、交互共享，利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探索社会风险排查管控模型。完善宁波社会治理工作中心运行机制，吸纳相关部门、智库共同参与数据信息挖掘分析，提高社会治理形势分析研判的指导性、有效性。

　　四、在基层治理能力保障方面：重点抓好队伍建设，加快形成力量充实、应急有效的基层治理保障基础

　　一是完善社工队伍建设管理，积极稳定和强化一线社工队伍。以疫情治理为鉴，有效利用改革导向，进一步加强机构编制资源统筹、落实财政倾斜，破解社区干部成长“天花板”问题，从体制机制上保障基层社工有上升通道、有发展空间、有待遇保障。创新社工人才培养、引进和专业干部培养体制机制，探索基层医务社工队伍建设，提高社工专业化水平和实战能力。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法，综合发挥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志愿服务组织等对基层社工队伍的协作补充作用，缓解基层治理人力局限。

　　二是优化网格力量配置，夯实基层应急管理保障基础。加强专职网格员队伍建设，强化专项经费保障和长效激励制度。在镇乡（街道）层级设立社会工作站，切实推动县、乡两级审批服务执法力量“双下沉”。配强镇乡（街道）综合指挥室指挥人员，配齐应急管理编制，保障应急工作力量。以疫情防控工作为契机，加强镇乡（街道）、村（社区）应急物资储备和应急设施改造，建立应急资源共享、调用补偿和动态管理机制，提高基层应急管理保障水平。

　　（作者为宁波市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