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燃“明德”的激情和勇气

　　“崇德”即崇尚道德，这是文艺家立身处世、畅行艺林、保持身正影正的精神支架和思想砝码。

　　如果说，道德素养的高下优劣，是一个人能否很好待人接物以至立足社会的根基；那么，崇德向善则不仅是文艺家做人不可偏离的正道，更是其作品“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无法或缺的精神营养。当下的文坛艺苑，当然不乏黄钟大吕、启人心智的雄浑旋律和绕梁之音，但瓦釜雷鸣、混淆视听的刺耳杂音，也时常摇唇鼓舌招摇过市。一些作品在解构崇高、讥讽道德、戏说历史、调侃英雄的同时，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沉迷展示人性的虚假、卑劣和阴暗，或醉心于生活的鸡毛蒜皮与情感的一己之私等，其玩世的态度、轻佻的笔墨，多是胸中戾气的无度宣泄，缺乏对人生、社会、历史的起码尊重和敬畏。这些匍匐爬行、无法挺立的作品，无论其艺术形式技巧如何精巧，都无法掩盖其华丽盛装之下心灵的荒秽、荒诞与荒凉。

　　文艺家面对五彩缤纷、斑驳陆离的社会现实，当然不能只是粉饰生活、歌颂光明；而对矛盾和问题即社会阴暗一面，只是闭起双眼或视如无睹。其实，直面人生不仅是文艺家应有的创作状态和宝贵品质，也是作品准确把握时代脉搏、深广反映社会生活的基本保证。

　　文艺家在描绘生活美好和幸福的同时，当然可以反映生活的矛盾和苦难，表现生活中隐含的欺诈和无情等，但应该在揭示矛盾和刻画苦难时，看到人们为解决矛盾和摆脱苦难所作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在呈现背叛无情时，表现真诚善良的可贵和世道人心的向背。

　　鲁迅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文艺家作为文艺火把的点火人，应用自己心中永不熄灭的“明德”火焰，将生活的背阴处和黑暗处照亮，点燃其摆脱阴暗、迈向光明的激情和勇气。面对生活中种种不良现象，文艺家尤其需要高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担当，挺起腰板、慷慨放歌，传颂真善美、贬责假丑恶，真正做到德润身心、艺扬品格。

　　用审美的方式把握世界

　　“弘艺”即弘扬艺术精神，这是文艺家爱岗敬业做好本职工作的立身之基和职责所在。

　　文艺行当与其他行当的主要不同之点，就在于它是用审美的、艺术的方式把握世界。一部佳作的丰富蕴涵和美好情感，必须找到恰当的艺术形式富有魅力地呈现其直指意义和联想意脉，必须在表现手段和技巧上高招频出而引人入胜，以至令人啧啧赞叹。这需要文艺家对古今中外长期积累的各种艺术表现手法和技巧勤学苦练，熟稔于心，乃至了若指掌，如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武林高手，能够随时使用多种套路和手段应对立体塑造表现对象的需求。

　　同时，还要求文艺家别具只眼，以敏慧的艺术心灵不断摸索、尝试，发明和创造新的表现手法与技巧，在有力刻画对象的同时，为人类按照“美的规律”构造世界开拓新途径和新空间。即以文学创作上遣词造句这一最细小、最微末、最基础的工序而言，古代许多文豪巨匠都曾为之殚精竭虑、煞费苦心，直至炼石成丹、孕沙成珠。广为流传的诸如“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诸如“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文坛佳话，既体现文艺先贤咬文嚼字，锱铢必较的“穷讲究”精神，更说明打造艺术经典需要呕心沥血，千锤百炼，方能收获“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的成果和喜悦。

　　弘扬艺术精神，就是保持对艺术的虔诚、敬重和挚爱，保持“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不懈寻觅和探求。文艺之于文艺家，不应只是职业和饭碗，而应是乐此不疲、近乎痴迷的爱好，甚至是常人难以理解、很难用利益和价值衡量判断的癖好。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自供状：“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就是这种痴迷和癖好的注脚。在文学艺术领域，永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文艺创作之路，永远没有尽头，只有需要跋涉行进的前方。文艺家对文艺，要有“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气魄和眼光，矢志不渝、笃行不倦，潜心创作、追求卓越，这样才有可能创造出“传得开、留得下”的经典佳作，为文艺的大繁荣大发展奉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作者：钱念孙，系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