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时空的孔子

　　骨笛的例子是要说明，在孔子时代以前，中华文明实际上已有一个漫长的发展孕育的历程，我们说孔子好学，好学得先有所可学。孔子所处的鲁国，孔子所在的春秋时代，这个区域与时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儒学，走进孔子的思想世界同样意义重大。

　　孔子从小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父亲很早就去世了，孔子在他母亲的教导下成长。孔子自幼好学，《论语》里面就记载：“子入太庙，每事问。”到了鲁国的太庙以后，孔子见到不了解的情况就提问。有人就说，这个孩子是不是不懂礼，怎么什么都问。孔子回答说，不懂就问，这便是礼。《史记》里面还记载说：“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从小受鲁国礼乐彬彬环境的影响，在做游戏的时候也摆弄一些礼器，演习礼仪。在母亲的教导下，孔子得以健康成长。

　　孔子到了50岁以后，终于有了从政的机会，做了鲁国的中都宰，也就是中都的地方官。中都大约是鲁国除了国都之外的第二大城邑。典籍里面记载说，孔子在中都“制为养生送死之节，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涂，路无拾遗，器不雕伪”，如此这般“行之一年，而西方诸侯则焉”，如此施政了一年，西方的诸侯都来学习取法。大家知道鲁国在东方，“西方诸侯”其实就是天下诸侯。《史记》在记载这件事的时候写的不是西方而是四方，“行之一年，四方诸侯皆则之”，干脆说的是各地诸侯都来向孔子学习。鲁国国君看到孔子治理中都成效如此显著，就问他，以你的办法治理整个鲁国可行吗？孔子很自信，答曰：“虽天下可乎，何但鲁国而已哉。”他说用来治理整个天下都可以，别说仅仅是一个鲁国了。这透露出来孔子思想的一种“放大”，孔子虽是治理中都，但可以放大到鲁国，可以放大到整个天下。孔子着眼于思考人与人相处的根本原则，“养生送死”，无非是人生活于这个世界上，每个人何以生活得更好，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还需要养生、送死，一代代人生生不息代代传承。孔子思考的实际上是由民生而人生的问题，只要抓住根本，治理一个小的区域可以，当然治理整个鲁国、整个天下也都可以，这是一个空间的放大。

　　我们再看一个时间的绵延。孔子的弟子子张向孔子请教说，老师，再过十代，人与人相处的法则还能够知道吗？孔子回答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也就是说，孔子认为人与人相处有一种礼的规定性，夏商周三代都是基于礼义，只是各个时代礼仪的形式一定是各有损益的。也就是说时代发生了变化，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原则、管理的方式会有一定程度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就是损和益，损就是把那些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去掉一些，益则是根据新的时代要求增加一些，但深层的东西不会变，“虽百世，可知也”。在这里，孔子想表达的其实是一种时间的绵延连续。我们之前讲中都、鲁国、天下，这是空间的放大，而孔子说的三代、十世、百世则是时间的绵延。

　　不管是时间的绵延还是空间的放大，孔子最为关注的还是能够超越暂时与区域性的深层次的根本问题。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的特性，恰恰就在于它思考人本身，思考人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我们如何更好实现自身的价值。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自然的人，但我们还是一个社会的人。作为一个自然人，我们有自己的自然追求；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有人与人之间相处的社会性。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从根本上接合与调和，孔子思考的深刻恰恰就在于此。

　　孔子与礼乐文明

　　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思考，孔子思想与礼乐文明的关系。周公制礼作乐，孔子晚年时候曾经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也就是他觉得自己衰老得太厉害了，好久都没有梦见周公了。这显然说明孔子在健康的时候可能常常梦见周公，可见孔子对周公的推崇，而这种推崇正是因为周公制礼作乐，孔子把它发扬光大，形成了儒家的思想。周公制礼作乐，三代之礼是损益的关系，周礼恰恰是夏商两代损益而来。礼者，理也。礼仪的礼就是道理的理，理当如何。所以礼可以决嫌疑，可以济变、弥争。孔子总结周公制礼作乐形成的西周礼乐文明，进而形成了中国的礼乐文化。

　　中国几千年来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便是礼的问题，也就是明理的问题。《尚书》里面就谈到了人心和道心，我们作为一个自然的人都有自己的自然诉求，这就是我们的人心，但人心深不可测，人心惟危。作为一个自然的人，我们可以有自己的自然诉求，但同时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我们必须遵守社会的规则，这就是一个道心问题。道心确实又很精微。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在想怎么做和应当怎么做之间两者如何处理，我们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者之间发生冲突和矛盾的时候怎么办？这便是先秦诸圣思考的一个集中点。“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关于这个“一”，老子谈“道生一”，“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孔子也说“吾道一以贯之”。这个“一”，它的内涵非常复杂，而实际上就是一体的思维。只有能够在社会关系的两端换位思考，不要偏于一方，不偏不倚才能允执厥中，把握住这个“中”。也许就像郑玄所说的，“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中和之为用，中庸其实就是用中，就是把握中道。恰当地把握中道，在人心和道心中间能不能把握中，这就要看人的教养、人的修养、人的素养。

　　我们常说孔孟之道，司马迁说“孟子述仲尼之意”，认为孟子是传述孔子的，所以孔子是至圣，孟子被称为亚圣。如果我们看《孟子》，开篇说孟子去见梁惠王，梁惠王第一句话就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上来就问孟子，你大老远跑过来能给我国带来什么利益呢？孟子则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整个《孟子》七篇，就把一个最基本的矛盾摆出来，那就是义利之辨。义和利，在我看来，其实就是天理和人欲、道心和人心。儒家思考的最深层次问题，其实就是义和利这样的矛盾。解决这样的矛盾，人的境界就提升了。如果了解自己的社会性存在，自己社会性的价值应该是什么，人的理想境界也就达到了。

　　孔子的弟子子张问孔子，请您告诉我一个根本性的行为原则，让我走到哪里都能通达。孔子就告诉他六个字：“言忠信，行笃敬”，说话的时候要忠信，做事的时候要笃敬，如果能做到这样话，“虽蛮貊之邦，行矣。”这样到哪里都一样行得通，如果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即使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也行不通。孔子告诉他“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什么意思呢？把这六个字牢记在心，就好像时时在眼前都能看到这六个字。“虽蛮貊之邦，行矣。”孔子思考的从来不是一时一地，他思考的是人与人相处的一种根本法则。即使离开我们熟悉的环境、熟悉的文化，到了其他任何一个地方，也应该这样做。从时空维度上来看，孔子思想的超越意义就凸显出来了。

　　同样，子贡还问孔子一句话，说“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答曰：“其‘恕’乎！”他说大概就是“恕”吧，什么叫恕？孔子接着解释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忠恕之道，忠就是修己，恕就是推己。恕，一个有教养的人才会换位思考，一个人有修养才能够不单纯只考虑自己，而是处理和他人关系的时候去换位思考，所以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思想之所以能够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就是因为他思考的出发点与立足点具有广阔的时空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