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术发展史表明，在引发战术变革的诸因素中，军事技术和其物化的武器装备历来是战术领域最活跃、最具生命力的因素，同时也是影响战术变革诸因素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回顾军事技术发展和战术变革历史，从控制论的角度看，在“技术——武器——战术”系统中，技术通过主导武器的发展方向来决定战术的变革走向；战术变革通过对武器的选择来对技术的发展提出需求。但往往人们能够看到技术决定战术，对于战术对技术的反馈作用则容易忽视。

　　战术对技术的反馈作用，通常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事后”选择，即战术对现有技术转化后的武器装备进行选择，而不是被动接受；另一个是提前“预定”，即着眼战术的现实需要和未来发展，对未来技术和武器的发展提出预先的需求。

　　对于“事后”选择，要看到战术对技术和武器的发展有着严格的选择性，而不是技术和武器的奴仆。不符合战术发展规律的技术和武器，最终会被排除在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随着火药制作和动力机械等科学技术的发展，德国人曾制造了一种威力巨大的火炮——“巴黎大炮”。这种大型火炮口径210毫米，身管长34米，弹重120千克。“巴黎大炮”全重约750吨，需要用50节火车车皮分别运载，到达目的地用龙门吊车组装后，才能发射炮弹。“巴黎大炮”尽管在当时火力威猛，但由于体型笨重、不便机动，射速太慢、反应迟钝，目标庞大、易遭攻击等原因，被取消了作为战斗工具的资格。考察战术变革历史，可以发现，战术史包含着战术对技术和武器选择的整个过程，现在列装的武器都是经过实践检验后由战术精心选择保留下来的。

　　对于提前“预定”，要以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和强大的军工生产能力为基础。因为科学技术越发达，生产各种各样武器的可能性就越大，战术就可先在理论上按照它的要求去选择，而不必让那些不适应战争需要的武器生产、装备部队之后，再用血的代价去选择了。在古代，由于科学技术水平低下，人们生产出的武器种类非常少，战术几乎没有选择余地，只有生产什么武器就打什么仗。到了现代，科学技术渐趋发达，人们可以通过技术途径把某些设想变为现实，生产出不同功能和种类的武器。由于武器的选择余地变大了，人们可以根据战术发展的规律，来提前设计武器和提出技术需求。战术对技术的这种反馈作用，当人们对其认识正确的时候，就会使技术和武器沿着战术发展的轨迹而演变；当人们对其认识错误的时候，就有可能使技术的发展和武器的制造背离战术发展的规律。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智能化时代的到来，战术变革对技术发展的反馈作用越来越强、力度越来越大。从智能化时代战术“无人化、自主化、可视化”典型特征看，“无人化”要求智能化、无人化武器装备和平台能够代替人类执行作战任务，实现作战力量由“人机结合、以人为主”向“自主交互、以机为主”转变，这对人工智能、大数据、新材料等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新的需求；“自主化”要求无人系统实现自主感知态势、自主决策规划、自主控制协调、自主评估效果等自主能力，这对深度学习、移动互联、智能交互等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新的需求；“可视化”要求实现作战全流程全要素的可视化，使指挥人员能够在“后台”实施全景式的可视化指挥，这对传感器、物联网、量子通信、先进计算等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新的需求。

　　在战术对技术的反馈过程中，我们应高度关注战术对技术的提前“预定”。通过周密论证、科学预测，尽可能增加“正能量”的反馈作用力，减少“负能量”的反馈作用力，从而更好地选择未来的武器，确立未来的战术，设计未来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