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长期以来并未建立正式的证据开示制度，检察官独占证据成为战后日本刑事诉讼的典型特征，证据开示于法无据，被告人及辩护人难以有效开展诉讼防卫。2004年，日本修订《刑事诉讼法》，正式建立证据开示制度，这是日本刑事司法改革的重大进步，但仍不够完备，近年来更因为公开范围有限、增加程序成本等问题受到批评。

　　证据开示制度的发展历程

　　二战之前，日本在1922年制定的《刑事诉讼法》（《大正刑事诉讼法》）要求检察官将全部案卷移送法院，辩护人可以按“惯例”到法院查阅和复制所有材料。

　　二战结束后，日本在1948年制定了现行《刑事诉讼法》，该法只规定检察官可以开示审判时请求调查的证据，律师从检察官处获取案卷材料是参照传统“惯例”，这种惯例多次遭到检察官的抵制，日本最高法院也不支持律师的此项权利。比如，在1953年的一起案件中，律师以检察官拒绝其阅览证据而提出抗议，并拒绝朗读起诉状以阻碍程序进行，随后审判长命令检察官开示全部证据，检察官于是向最高法院提出特别抗告，最高法院认为刑事诉讼法并未要求检察官开示证据，最终裁定撤销原审法院的证据开示命令，此后证据开示制度在日本的发展步履维艰。

　　直到2004年，日本在刑事程序中引入裁判员制度，为配合裁判员制度的施行，在同年修订《刑事诉讼法》并建立“公判前整理程序”，在公判前整理程序中正式设立证据开示制度，这是证据开示在日本第一次进入法律条文，结束了证据开示长期缺少法律依据的问题。

　　证据开示制度的类型和特点

　　目前，日本的证据开示制度可以概括为两种类型：

　　法定的证据开示。《刑事诉讼法》第316条对证据开示有明文规定，其中明确了开示主体、开示范围、开示时间和开示程序，被告人及辩护人是证据开示的主要请求方，检察官承担主要的开示义务，证据开示在公判前整理程序中进行，开示程序则包括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检察官声请证据开示。检察官声请调查证据之开示及交付证据一览表。以故意杀人案为例，检察官可能选择开示凶器等物证、现场勘查报告、被害人伤害鉴定、证人证言、侦讯笔录等案件证据材料。

　　第二阶段是类型证据的开示。律师依证据一览表，请求检察官开示其声请调查证据以外之证据。以故意杀人案为例，律师可以要求检察官继续开示证人视觉听力等正常的证明、案发现场照片、其他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其他侦讯笔录。

　　第三阶段是关联证据开示。律师提出辩护主张，并请求检察官开示与被告人、律师预定主张事实相关证据。在第一二阶段的证据开示结束后，被告方提出了有利于己的抗辩或要求检方继续调查证据，可以进一步说明理由，要求检察官开示其掌握的其他相关证据材料。比如，律师可以要求检察官调取被告人不在案发现场的证明材料，要求检察官公开被告人的病历或精神鉴定报告。

　　任意的证据开示。任意的证据开示是在公判前整理程序之外，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控辩双方的证据开示义务，是否开示取决于检察官或法官的自由判断。检察官可以主动向律师开示相关的证据材料，庭审法官也可以根据庭审需要命令检察官开示证据，但这种开示缺少法律依据，是否开示、开示范围及开示时间均取决于检察官或法官的判断，并无任何法律明文约束。

　　日本的证据开示制度不同于英美的完全开示模式，是一种有限度的证据开示模式，这种模式有以下特点：

　　1.法定证据开示在特定的诉讼程序中进行。《刑事诉讼法》仅规定了公判前审理程序的证据开示，侦查、一审审判、上诉二审、三审和再审阶段均无证据开示要求。

　　2.开示程序分为三个阶段，程序运行复杂。三个阶段之间会往复循环进行，并非简单地按照这三个步骤流转一次即告结束。

　　3.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较大。特别是在第一阶段的检察官声请证据开示，检察官对开示证据的内容和类型有较大决定权。

　　证据开示制度受到的质疑与批评

　　日本在刑事诉讼审前争点整理程序中导入证据开示制度，是日本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变革，这次变革延续历次司法改革务实稳健的风格，符合诉讼平等武装的理念，是日本刑事诉讼向当事人主义模式的一次回归。改革虽未实现全面彻底的证据开示，却在证据开示制度发展上走出关键一步，既提高了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诉讼防卫能力，有助于辩护人有效发挥辩护作用，又可以推动控辩双方在争点整理程序尽快确定争点，避免出现裁判员参与审判降低庭审效率的问题。

　　然而，日本的证据开示制度仍是一种受到限制的开示，与日本法律界所呼吁的全面开示有不少差距，实际运行中也暴露出很多问题，在日本国内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评：

　　程序运行成本高。被告人及辩护人无法一次获得所有证据，三阶段往复开示，开示周期长，效率不高，检察官和律师在开示程序中反复互探底牌，有些案件的开示周期可能长达数月，甚至一年之久。

　　开示范围受到限制。法律并未要求检察官开示全部的证据，仅要求检察官主动或根据被告人及辩护人请求开示特定类型的证据，辩护人取得的证据数量取决于其人数和素质。有日本律师估计，通过证据开示最多能得到全部证据的80%左右，有时甚至得到50%都十分困难。

　　技术性要求过高。改革主导者为证据开示特别设计了一套缜密的开示流程、方法和相应的文书，极大增大了证据开示的技术性，被告人及辩护人需要具备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才能有效获得检方证据，但被告人及辩护人对检方的证据收集情况了解甚少，技术上很难提出有针对性的申请。

　　检察官的工作负担加重。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证据开示申请之后，检察官必须认真分析这些申请开示的项目，仔细挑选符合开示要求的那些证据，这对检察官来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此外，被告人及辩护人可能会以检察官开示有误为由要求再次开示，检察官只能再次确认证据资料整理情况，并针对性地进行再次开示，这些都大大加重了检察官的工作任务。

　　可见，日本的三阶段证据开示制度的实施效果并未完全达到法律界期望，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证据使用权仍受到高度限制，律师团体多次倡议建立更为简洁高效全面的一次性开示制度，但检察系统对此反应并不积极。日本修法历来秉持稳健风格，能否建立全面一次性开示制度，仍取决于法律界各方力量的博弈。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