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大家族中，没有一门学科比人工智能与哲学的关系更加紧密。人工智能的理论建立在抽象的哲学思考之上，其本质就是如何让计算机模拟人类心智能做的各种事情。人工智能关心的智能、意识、心灵、思维、自由意志等概念，都是哲学界反复讨论和研讨的概念。人工智能问题并不限于机器的伦理规范层面，也不限于机器发展带来的工具理性问题，而是对人类认知和智能本质的追寻，更涉及对人类意识和自身发展的重新思考。对人工智能问题的探寻其实就是人类在更好地了解自己、认识自己。

　　哲学的起点是对人类存在本质的思考，人工智能以揭示智能奥秘的方式完成哲学家对人类存在的追问。哲学如何回应人工智能的追问，应当是当下哲学研究必须面对的紧迫问题。研究人工智能的基础理论不仅是化解人工智能前沿问题及内部冲突的有效途径，也是哲学家理解人机关系等哲学问题的关键手段。

　　自从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提出“人工智能”概念以来，人工智能的发展经历了符号主义学派、联结主义学派和行为主义学派三大学派，这三大学派大致是从软件、硬件和身体这三个维度来模拟智能的，在初期也都取得了较大成功，但也遭遇了各自发展的瓶颈。通过逻辑推理来模拟人类智能的符号主义学派忽视了人类认知的格式塔结构，通过人工建构神经网络的方式来模拟人类智能的联结主义学派在解决一些简单问题时也需要大量运算，行为学派在问题求解、逻辑演算等高级智能行为上则相形见绌。进入21世纪以后，人工智能领域所涉及的理论也愈发深奥，于是人工智能研究者们干脆一心向“应用”看齐，对理论问题不闻不问，仅靠现有的技术理论直接进行模仿或创造智能物。而后来问世的遗传算法、贝叶斯网络技术和深度学习，都因过于“人工”而不够“智能”。当下人工智能的研究发展可谓是热火朝天，但是人工智能领域旧有的哲学论题仍在搁置，人工智能技术的高速发展与其自身的哲学理论基础呈现出不平衡的发展态势，人工智能领域“盲人摸象”的现状必须呼唤哲学的帮助。

　　1959年，著名科学家和作家查尔斯·斯诺在剑桥大学作了“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演说。斯诺认为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及他们所代表的文化日益分化为两种不同的文化。他对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之间因缺少沟通而带来的后果提出了警告，并呼吁两者的合作。这让人想起了数学家约翰·卡斯蒂在其科学小说《剑桥五重奏》中虚构的那一次特别的晚宴。晚宴发生在1949年春夏之交的剑桥大学的一间房子里，晚宴的主人是查尔斯·斯诺，应邀出席晚宴的有著名数学家阿兰·图灵、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量子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和遗传学家霍尔丹。这五位思想家围绕“机器能思考吗”这一论题展开深入探讨，作者将图灵和维特根斯坦置于论题的正方和反方，作为“人工智能之父”的图灵对“机器能思考吗”这一问题持肯定意见，认为随着技术的发展，计算机模拟人类思维将成为可能，机器也能够思维。作为语言哲学的奠基人，维特根斯坦认为人类思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人类思维和语言具有明显的社会性，计算机器是很难模拟人类思维的。薛定谔作为物理学家，更加认同图灵的观点，他认为没有技术和逻辑上的理由怀疑机器思考的可能性。霍尔丹则认为生命现象中有很多特殊的东西是机器无法模拟的。晚宴的主人斯诺基本持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这也符合他涉足科学与人文两大领域的身份。机器思维是一个与哲学和科学都紧密相关的复杂问题，这一场特别的晚宴，也是一场高水平的哲学与科学的沙龙。

　　人工智能与哲学交叉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在哲学领域中，解释人工智能需要合理的理论框架进行论述，应该在人工智能的哲学层级中重新认识人工智能与人类智慧的本质，深入研究人工智能的基础理论。我们应不再局限于探讨具体的人工智能技术进路问题，而应开始多方面探讨人工智能的更为广泛的哲学基础、人工智能引发的伦理与法律问题，以及人工智能对人类未来社会的潜在影响。这些问题开始触及了哲学的众多学科分支，包括形而上学、认识论、语言与心智哲学、价值哲学与伦理学、社会与文化哲学等等。人工智能哲学将很快发展成为哲学学科内部一个重要的、跨学科的、具有丰富的研究课题并能产生丰富成果的学科分支。

　　人工智能工作者和哲学工作者加强交流会使双方受益，人工智能工作者应该和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一起讨论，探索人工智能的基础哲学理论；哲学工作者应从哲学角度对人工智能的蓬勃兴起进行冷静分析，审视当下人工智能热潮的本质，科学地反思和判断人工智能对现代社会的冲击。人工智能领域要和哲学领域有更多的交汇，构建跨学科的思想基础，打破人文学科和理工学科之间的壁垒，促进科技与人文的融合，更好地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