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来自俄罗斯的留学生（前右）在体验中药蜜丸制作技艺。新华社发

　　把自身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融入全球语境并得到世界的认同，是中华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目标。其中，作为中国文化宇宙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一个集中体现，中医药因其理论的系统性和实践的可操作性，是中华传统文化复兴过程中对世界各国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内容。笔者认为，要使中医药传播到世界舞台，首要的桥梁、纽带或突破口就是翻译，其次是现代化的传播手段。不过，由于中医药文献艰涩难懂，翻译方法不一，当前的翻译状况比较混乱，网络传播也不够理想。

　　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研究和对外传播至今已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17世纪初，国外学者（汉学家、来华传教士）便开始向国外翻译介绍中医药典籍和理论等，比如明末清初的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向西方介绍《黄帝内经》、阴阳五行学说、中医脉诊、中医望诊、中医方剂、针灸穴位、中草药，并系统研究中医药理论，发表相关学术著作。但由于中西文化之间的障碍以及认知思维上的差异等因素，中医药在西方的传播很有局限：规模小，无系统性，程度不一，质量也不理想。

　　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的中医药典籍翻译研究逐渐呈上升和发展的态势，主题涉及中医药翻译史、中医药外译术语标准化、中医药典籍翻译、中医药翻译原则和方法、中医药翻译工作者素养、中医药翻译理论、中医药语言特性研究、中医药英语教学八个方面，但没有形成翻译思想和理论体系，尚未进入主流研究领域。翻译实践也少、质量参差不齐、语体不规范、术语不统一。比如国内中医药翻译主要以经济交易为目的，过于粗陋，既不遵循语言翻译规律、标准、原则和方法，也没有顾及中医药的文化因素。其结果是，西方国家对中医药文化的理解存在偏差。

　　中医药翻译第一难在于中医药术语翻译之难。中医药由于其学科性质，在翻译中以术语翻译为核心，这要求译者必须遵循恰到好处的翻译原则和方法，须增减有方、处理得当。目前译者在中医药术语翻译时采用的翻译方法主要有音译法、直译法、意译法、音译结合法以及造词法等。其中，意译法、音译法或音译结合法更为常用，而直译法和造词法虽然更有利于中医药文化话语体系的建构，但在英译实践中难度颇大。要克服中医药术语翻译之难，译者须深入了解语言文化系统和中西医术语体系在外延和内涵上的异同，方能有效指导中医术语翻译的实践。

　　中医药翻译第二难在于处理文化差异之难。文化要素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主线和核心，在中医药术语翻译的过程中成为很大的障碍。比如中华文化阴阳五行的关联主义思想派生出中医药的心、肝、脾、肺、肾等概念，并不简单地等同于西医中的人体器官实体概念。中医药翻译既要准确也要兼顾文化的系统性，要以文化传达为最终目的，以尊重中医药文化的传统性和民族性为首要前提。要克服处理文化差异之难，译者须同时了解中西方的历史文化，须熟练切换翻译方法、原则、技巧的使用。

　　中医药翻译第三难在于信息化语境下兼顾民族身份和对外传播接受度之难。在高度依赖网络文化的全球背景下，利用网络来传承和传播中医药文化无疑是一条便利而有效的途径，而中医药文化的网络传播必须基于对受众和内容的充分了解。就受众因素而言，我们需要全面了解他们的文化习俗和风土人情；就内容而言，我们需要提供西方受众所需求同时又能接受的中医药元素。有的译者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轻视中医药文化的特色和准确性，重点考虑西方受众的接受度，不惜套用西医术语以实现所谓的“接轨”，结果丧失和扭曲中医药文化的本真，损害着中医药文化的底色。在网络交流为主流的时代，译者应该担当起民族文化身份维护者的角色，提高中医药外译质量，而不是为了求国际认同而自损三分。

　　如果说中医药翻译是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基础，那么网络传播才是在信息化大背景下使中医药文化真正走出去的最有效途径。在信息化时代下，世界各国高度重视网络文化的发展，中医药文化在网络传播这方面却做得远不够充分。我们应探索更有效的网络传播模式，将优质中医药翻译进行广泛分享和传播；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将中医药外译导入中国网络文化各大传播主流中。

　　除了网络传播文本外，中医药文化网络传播还可以有音频、视频、动画等多种形式，而不同形式的传播模式要和不同风格的中医药翻译相匹配。例如，匹配音频模式中的中医药翻译，要尽量使用外国受众接受度高的目的语；匹配视频或图片模式中的中医药翻译，要尽可能再现中医药文化特色；匹配动画片模式的中医药翻译，要用更加日常的语言，使得复杂难懂的中医药文化便于人们接受和认知。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中医药文化传播除了常规的书本传播以外，应该充分扩展网络传播平台、全方位利用新媒体渠道进行潜移默化的文化影响。比如网络亚文化人群聚集地的弹幕网站，通过这种“弹幕”式的实时评论功能，多方位、多模式地开展文化传播，不受时空限制。

　　总而言之，中医药文化是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提高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内容和媒介，准确、精准的翻译和传播都是基础；同时，中医药文化传播须得到网络媒介的助力，毕竟“酒香也怕巷子深”。信息化语境下的中医药翻译与传播需要中医药领域专家、文化素养深厚的翻译人才和深谙网络传播之道的推动者通力合作，希望有识之士尽快建构协作机制。

　　 （作者：李孝英，系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赵彦春，系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