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接种被认为是医学科学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也是回报率最高的公共卫生投入之一。正如美国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在《科学》杂志上撰文指出的，“面对传染病的大流行，开发有效的疫苗始终是最为紧急的优先事项”，这代表了医学界普遍的共识。追溯疫苗发明的历史，会发现其中有科学的理性，有科学家的睿智、直觉和奉献，有国际组织、私人基金会、国家政府、制药公司的协作和斡旋，也裹挟着政治、商业、国家安全、文化和宗教等各种力量的角逐，甚至还同时交织着一部若隐若现的反疫苗史。

　　1.实践出真知的“人痘”和“牛痘”

　　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全球彻底消灭天花，这是人类迄今唯一通过疫苗接种消灭的疾病。

　　英国历史学家麦考利勋爵对天花曾有这样一段晦暗的描写：

　　“天花始终盘桓，将墓地填满尸体。用无尽的恐惧折磨那些幸免之人，给劫后余生的人留下累累的疮痕；残疾畸形的婴孩，饮泪悲泣的母亲；失去明眸和美貌的待嫁新娘，爱人午夜的梦魇！”

　　18世纪初，英国驻奥斯曼帝国公使玛丽·蒙塔古夫人在君士坦丁堡（今天的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了解到当地有举行“天花派对”：即由农妇在聚会时为参加者接种人痘的习俗。于是，曾因天花感染而深受毁容之苦的蒙塔古夫人先后让自己7岁的儿子和3岁的女儿接种了人痘。人痘接种术得以在英国上流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之后在大西洋两岸传播和流行起来。

　　有历史学家认为人痘接种法源于中国，然后传到了俄罗斯、阿拉伯和土耳其，之后才传遍欧美。“人痘”接种的基础是经验观察，即天花的幸存者不会再染上天花。通过穿痘衣、痘浆法、旱苗法或水苗法来实施人痘接种，都是使健康人感染一场较轻度的天花，从而获得终生免疫力。不过，人痘接种的安全性也引发了争议，因为即便是感染轻度的天花，死亡风险依然有2%~3%之高，并且被接种者会有一定的传染性。

　　牛痘接种法的诞生解决了这一问题，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发明牛痘接种被视为疫苗史上的里程碑。为了纪念詹纳的贡献，法国著名微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用“vaccination”（牛痘接种，来自拉丁语中的Vacca，意为“牛”）来指代所有的疫苗接种，这也延续至今。

　　发现牛痘的故事在历史课本中被反复地讲述：在英国格罗斯特郡行医的詹纳是一名人痘接种师，他听闻挤奶女工会从患牛痘的奶牛乳房那里传染轻度的牛痘，之后就不会再得天花了。他猜测，也许是女工的牛痘让她们获得了免疫力，而牛痘要比天花温和得多，一般不会造成太大伤害。1796年，他选择园丁的儿子和一位年轻的挤奶女工进行了试验。詹纳从女工手上的牛痘脓包中擦取了少量脓浆，然后划进小男孩的皮肤中。值得注意的是，六周后，为了验证“接种”效果，詹纳又将天花病人的痘浆接种到男孩的身上，结果人痘“没有接种上”。然后，他又给自己的儿子和其他受试者实施了接种，发现他们也都不会再得天花，从而证明了牛痘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并不意外的是，由于宗教、文化和伦理等原因，牛痘最初遭到了一些人激烈的反对。但到19世纪初，通过将干痘痂的粉末沾在羽毛和柳叶刀，或者把痘浆蘸在棉线上等方法，牛痘接种已经传到了世界的大部分地区。1803—1806年，西班牙植物学家巴尔米斯（Don Francisco Xavier Balmis）用接种接力的方法，使牛痘疫苗横渡大西洋，从西班牙传到了拉丁美洲、菲律宾和中国，之后回到西班牙，沿途给450，000人进行了牛痘接种。

　　牛痘疫苗诞生后，人们一度乐观地以为天花的消灭指日可待了。1806年，美国总统托马斯·杰弗逊在致詹纳的信中写道，“由于您的发现……未来的人们如果要了解天花这种可恶的疾病，就只有去翻书了。”不过，由于技术（如缺乏冷链造成运输和保存的困难）和文化的屏障（如牛痘在印度难以被接受的问题）、资金（在贫穷国家尤其突出）和防疫体系（如后勤和合格的接种人员）缺乏等原因，直至1980年，距离牛痘疫苗发明近200年后，全球根除天花的目标才真正实现，这得益于冻干疫苗和三叉针等疫苗接种技术的改进，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通力合作。

　　2.“意”在治疗的狂犬病疫苗

　　据WHO估计，狂犬病每年在150多个国家造成59000人死亡，其中95％的病例发生在非洲和亚洲，而在欧美国家却已近乎消失。这与狂犬病疫苗接种周期长且价格相对高昂有很大的关系。

　　1885年7月6日，法国一名来自阿尔萨斯区的男孩约瑟夫·梅斯特（Joseph Meister）被带到了路易·巴斯德的实验室。他被一条疯狗咬伤得很重。狂犬病（又称恐水症）经由患病动物的唾液传播，狂犬病毒会侵扰神经系统，引起可怕的疾病症状，包括恐水、怕风、发作性咽肌痉挛、呼吸困难等，病死率几近100%，至今仍没有治疗的方法。

　　巴斯德是化学家和微生物学家，而并非医生。此前，他与研究团队用患狂犬病的兔子干脊髓制备了狂犬病疫苗，并在狗身上实验成功。但这对人有效吗？巴斯德写到，“因为这个孩子的死亡在所难免，尽管深深地感到不安，这一点大家都可以想象，我还是决定在他身上试验一下，这种方法之前在狗身上的实验一直都很成功。”梅斯特在十天内先后接种了12次，最终幸运地活了下来。

　　消息传开，国内外络绎不绝的患者蜂拥而至。1886年，38位俄罗斯农民被患狂犬病的狼咬伤，千里迢迢慕名到巴黎去寻找疫苗，其中35位因为巴斯德的疫苗而获救。

　　与绝大多数疫苗相比，狂犬病疫苗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通过早期接种来预防发病，疫苗能赶在病毒侵袭神经系统前帮助免疫系统产生大量狂犬病毒抗体，因为狂犬病的潜伏期很长。

　　3.命运坎坷的卡介苗

　　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数百万人死于有“十痨九死”的白色瘟疫——结核病。契诃夫、卡夫卡、雪莱、济慈、肖邦、鲁迅和林徽因等名人都曾患上过该病。

　　20世纪20年代初，卡介苗（Bacillus Calmette-Guerin； BCG）问世，这是目前唯一一个没有遵循以疾病命名的传统，而是以发明者姓氏命名的疫苗——法国科学家阿尔伯特·卡迈特（Albert Calmette，1863-1933）和卡米尔·介兰（Camile Guerin，1872-1961）。虽然每种疫苗背后都有一番辛酸，但是卡介苗问世后的命运尤为坎坷。

　　阿尔伯特·卡迈特和卡米尔·介兰于1921年开始开展卡介苗的人体实验，他们为巴黎查理特医院的一个婴儿接种了该疫苗，孩子的母亲在分娩后死于结核病，孩子口服卡介苗后没有得病，证明了卡介苗的有效性。之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孩子接种疫苗，一系列的实验为卡介苗的有效性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卡介苗的接受度也日益增加，特别是在法国和北欧。

　　1928年，国际联盟卫生组织推荐卡介苗普遍施用于新生儿。不过，一场名为吕贝克疫苗事件的悲剧却几乎断送了卡介苗的前途。德国吕贝克卫生部门于1930年2月24日开始实施婴儿接种，共有256名新生儿接受了口服卡介苗，结果造成了76名婴儿死亡，131名发病。事后调查发现是因为疫苗在生产过程中意外污染了结核杆菌的有毒菌株，而非卡介苗本身的问题。但出于对其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担忧，德国中止了卡介苗接种，英国也推迟了卡介苗的引入，而美国更是从未将卡介苗列为常规疫苗。

　　二战期间，结核病在欧洲和亚洲死灰复燃，卡介苗才得以被大规模使用。WHO在20世纪50年代开展了广泛结核病控制运动，在全世界推广卡介苗。至今全球已有超过40亿人次接种了卡介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