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我国面临的生物安全形势更加复杂

　　随着国际格局深刻演变和中国民族复兴步伐加速迈进，在生物技术加速进步的同时，我国面临的生物安全形势更加复杂：一是新突发传染病暴发扩散和传播威胁难以即时感知。据国家卫健委报告，2017年我国内地法定传染病达7030897例，死亡19796人。近几年，我国出现了大型传染病有非典型肺炎、甲型H1N1流感、H7N9禽流感、新冠病毒肺炎等；二是《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履约谈判和履约机制话语权掌控权不足；三是外来生物入侵不断扩大，带来经济上的巨大损失。目前，我国确认的外来入侵物种已达619种，其中大面积发生、危害严重的达100多种，每年造成2000多亿元的经济损失。成为遭受外来入侵物种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四是新型生物技术误用乃至滥用难以有效管控；五是科技支撑体系、人才体系等生物安全防御体系建设薄弱，距离安全需求仍有较大差距等。

　　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国家安全的新疆域。它的防控能力与一个国家对生物科技发展与运用的管控能力密切相关。因此，生物安全既是发展生物科技的伴生性战略目的，也可能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工具。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生物经济的快速发展，生物安全技术也得到了取得了一定的进步，我国在新发病原体研究、外来生物入侵防控、基因合成与编辑技术等技术点上虽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总体科技创新能力方面存在一定的差距：

　　一是技术总体处于跟跑状态。在第五次国家技术预测中，通过对“危险性病原物与人类健康、外来有害生物与生物多样性、转基因生物安全、实验室生物安全、生物防恐”等生物安全主要方向进行评价，我国生物安全与国际领先技术相比，60.0%处于跟跑状态，仅由20.0%处于领跑状态，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差8年。

　　二是我国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关键核心技术缺乏。我国生物技术在重大基础理论和基础技术方面原创成果少。在第五次国家技术预测中，我国的生物安全技术源头大部分来源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如，微生物控制技术、分子毒理学、合成生物学生物安全评价技术、转化毒理学等都来源于美国的基础研究，核心菌种、酶制剂、生物反应器、测序仪等“卡脖子”问题仍显突出，关键技术受制于人，全球大部分生物技术专利权被美国、欧洲掌握，其中美国占59%，欧洲占19%，我国所占比例不足4%。同时，包括生物安全在内的全球生物技术专利量前10位的机构中有9家是企业，而我国前10位的机构中只有1家是企业，核心技术研发及其应用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三是缺乏生物安全的综合研发机构。虽然国内有与生物安全相关的国家实验室，但都以开展基础研究为主，缺乏开发制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医疗产品和设备。发达国家根据突发流行病的增长现状，开设相关综合研发机构。2014年，美国耗资4.4亿美元的生物防御中心先进开发与制造创新中心正式启用，满足美国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激增的医疗产品和设备需求。

　　四是高端人才缺乏。据QS世界大学排名，2019年全球大学在生物领域排名前10名中美国占有7所，另外3家来自欧洲；前50名中美国占有22所，我国北大和清华仅占36位和38位。长期的大学教育落后格局造成我国生物领域顶尖人才的缺失，难以支撑我国包括生物安全在内的生物技术快速发展。

　　五是企业创新能力弱，拳头产品少，难以支撑生物安全的需要。从福布斯公布的数据看，2019年世界生物企业前20中，美国占据17家，另外3家为欧洲和澳洲，我国没有一家企业入选。我国1500多家大中型医药企业中有研发活动的企业只占11.43%，制药企业生产的药品绝大多数是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仿制药品，低水平重复现象比较严重。市场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10亿元以销售的单企业单品种产品屈指可数。

　　3.发展生物安全科技的建议

　　针对内外部威胁，我国生物安全按照总体安全观的要求，坚持发展与安全协调发展的理念，一方面要开展国家生物防御战略研究，强化对生物科技运用潜在安全问题的综合管控能力，另一方面要提高生物科技的发展水平、发展生物防御能力，确保国家生物领域的安全可控。

　　一是加强生物安全监测体系建设。尽快研究开展生物安全立法，保障生物技术安全和健康发展；健全生物领域伦理审查机制和风险防控体系，制定包容审慎的审查标准，确保生物技术应用相关方的信息公开；加强生物技术科研活动的诚信管理，形成职责明确的科研诚信体系。

　　二是加大基础前沿源头创新。一方面，根据生物技术发展趋势，加大生物领域基础前沿和颠覆性技术研究，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新型疫苗和抗体、神经技术、生物安全监测和应急处置技术、微生物病原体、遗传学等生物领域基础前沿研究；另一方面，抓住当前信息技术和生物技交叉融合的特征，加强生物网络安全、生物安全大数据、生物计算等前沿交叉研究，提升我国生物科技竞争力。

　　三是加快建立生物安全领域国家实验室。整合现有科技创新资源，加快建设生物安全国家实验室，将其打造成生物先进开发与制造的综合研究机构和管理平台，加强生物领域基础技术和重大产品开发，解决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激增的医疗产品和设备需求。同时，通过重大基地设置和重大任务实施，培养和造就生物领域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

　　四是设立生物安全国际大科学计划。全球化时代，生物安全涉及全球各国，必须发挥各自优势，共享共治。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牵头设立生物安全国际大科学计划，组织全球科学家一起，开展重大突发传染病、生物技术风险防控等国际科技合作研究，提升全球生物安全防控能力，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作者：王革，系中国科学技术战略发展研究院综合发展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