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义

　　孔子思想里面也有“义”的推崇，还有就是“利”和“义”的关系怎么处理？这也是人类文明永恒的道德主题。

　　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人认为基本问题就是“义”“利”的关系。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和小人的分别不是地位上的分别，而是在道德觉悟、道德认识、道德品质、道德素质上的差异。孔子也讲“君子义以为上”，就是以义为上，就是在任何事情上把义放在第一位。因此如果说中国道德思想史、伦理思想史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义利之变的话题，就是从孔子开始就有明确的意识。在《礼记》中，还引用了一些孔子的说法，表达了与《论语》中相近的意思，比如说《礼记》引用孔子的话说“忘义而争利，以亡其身”，把义都忘了，总是去争利，最后的结果，不是家破人亡，就变成亡其身。到了孟子特别重视义与利，把这一面大大地发扬。到了汉代董仲舒明确地强调儒家的“义”的立场和“利”的追求的对立，这是明确地把“利”解释为功利。按原话“正义不谋利，明道不计功”，即“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是道义和功利，一定要区别开，义和道义就是指道德的原则。孔子讲“君子义以为上”，这个“义”就是道德原则。“利”就是功利原则和私利的要求。

　　所以从先秦到汉代，应该说“尊义”的思想已经形成了。在孔子来看，什么是君子？孔子认为君子是道德高尚的人，道德高尚的人的特征和品质是什么？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尊义”，把“义”置于其他事物之上作为评价的标准那就是“尊义”。“尊义”在孔子的思想中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观点，人在任何时候都要以“义”为上，以“义”为先。这样的思想从孔子开始到先秦到汉代的儒学都坚持的这个立场。这个立场就是坚持道义高于功利，把追逐功利的看作小人——“争利必亡”。

　　孟子发挥了这样一个思想。《礼记·乐记》虽然没用孔子的原话来表达，但是也提出了类似的思想，叫“见利而让，义也”。这些都是顺着孔子和早期儒家的思想提出的，都体现了类似的道德思想。我们讲八荣八耻，最根本的适应于“义”“利”两条，从一方面来讲也是崇德的一种精神体现。“义”代表道德原则，以“义”为先还是崇德的精神，但是这种精神有不同的具体化表达，“义”“利”之辨，一方面是崇德的表现，另一方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价值偏好。每个文明里都有其价值观，表达了一种偏好，谁比谁更重要，“义”比“利”更重要，这个就是中国文化的价值偏好。孟子讲，鱼和熊掌的选择，不仅仅是适用于一个人，也是适用于社会和国家。所以孔子的儒学包括孔子和他亲近的学生，都在不同方面表达了这样的思想。比如说《大学》里讲：“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以义为利”的思想是对前面讲的“义”“利”关系一种新的表达，不是儒学不讲“利”，而是把对“义”的追求看作是最根本的“利”。国家不能只追求财富、富强这样的利益，国家要把对道义的追求看作最根本的利益。这样深刻的思想，应该说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是一致的。

　　我们说今天处在一个现代化、全球化的过程里，现代化过程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生产力发展，但也在相当程度上破坏了传统的“义”“利”平衡。在传统社会，人也是要求“利”，但是在孔子儒家思想的作用下，能够达到一种“义”“利”的平衡。现代社会和文化向着工具和功利的一边片面发展。“功利”跟道义相对。“工具”就是西方社会学中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对立。价值理性就是有确定的价值目标，“工具”是强调手段的合理性和理性化。怎么治理现代社会的弊病，是全世界和现代文明都必须要处理的课题。当然我们可以说孔子和儒家的思想，可以对现代社会发展中的片面性或者说偏向形成一种制约，这是它的现代价值。

　　“义”的概念在孔子思想里一般是指道德原则。到了孔子以后，儒学里面

　　“义”的概念更加丰富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被赋予了“正义”的规范涵义。《礼记》“仁以爱之，义以正之”“仁近于乐，义近于礼”，便突出了义这种规范意义。仁是用来爱的，义以正之，正的是规范的意义，仁义是代表一种规范的力量。在孔子思想里面，也讲道义，但是并没有把“仁”和“义”同等看待、并列，孔子的弟子子思，子思的学生孟子就已经把“仁”和“义”并提，把“义”提高到了和“仁”并立的地位。所以孟子以后儒学中不仅单独地提到了“仁”的重要性，而更多地把“仁”“义”并称，使“仁义”成为儒学里最突出的道德价值。在儒学里边“正义”的涵义特别强调对善恶是非作出明确的区分判断，对惩恶扬善要下果断的决心。并且义不仅仅是个人的德性，也是社会的价值。

　　今天的现实世界，我们面对现实世界的各种复杂的现象，“仁”和“义”还有何种含义？“仁”是要导向社会和谐，“义”是要导向社会正义，“仁”要导向“世界”和平，“义”要导向国际正义，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守中

　　“守”就是守卫守护，“中”就是中庸。孔子很重视中庸，“中”的本意是不偏不倚，另外“中”的一个意思就是“时中”，指道德原则要随着时代的变化、环境的变化有所调整，经过调整能够达到无时不中，避免道德原则跟时代脱节，使道德原则的应用实践，能够跟时代跟环境的变化相协调，也就避免了道德准则的固化僵化，这之中“中”应该说具有很丰富的涵义。“庸”是注重变中有常，即是不变之常，尽管时代环境在不断变化，人不断适应时代环境的变化，同时道德生活里，终归有一些不随着时代而改变的普遍原则。

　　所以“中庸”在孔子看来代表了这样的普世原则。儒家的“中庸”思想，一方面反对“过”和“不及”，反对有所偏倚。《论语》说：“过犹不及”，所以孔子的思想从这方面来看，始终主张以中庸排斥极端。另一方面还提出了“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中立而不倚”。这既是人生的态度，也是一种思维的方法，应该说对中华民族这种思想和态度都起到了很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中”不偏不倚，当然我们人类在实践中有这种偏和倚这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中庸”的思想利益，总是提醒我们要注意，每一个时代社会上总会有不同的极端主张，但这毕竟是少数。因此，不走极端、避免极端、选择中道，这个中道必然是符合大多数人要求的选择。因此，“中庸”一方面具有道德本身的意义，另一方面这种中道思想中庸之德，赋予了儒家以及中华文明一种不极端、稳健的性格。

　　所以，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在儒家思想主导的时代，都没有发生过极端政策的重大失误，这体现了中庸价值和中庸的思维方法，在中华文明历史上起到了一种引导的作用、约束的作用。如果从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性格角度来讲，中庸也可以说对中华文明的性格发生了一种塑造的作用，这个性格就是不走极端，接近中道。

　　尚和

　　我们选择了四个观点，“仁、义、中、和”来描述孔子崇德的精神表现。应该说孔子以前以及包括跟孔子同时代的一些智者，他们都提出了“和”与“同”的不同，“和同之辩”，“和”就是和谐的和，“同”就是相同的同。

　　什么是和呢？和，就是不同事物调和在一起；同，就是单一事物的不断重复。也可以说“和”是不同的要素的和谐、相和，“同”就是单一事物的同一，也叫做单纯的同一性。在孔子以前，西周的时代，春秋后期的智者都已经有这样的认识，就是和优于同，和合优于单一。孔子的思想也不是自己产生的，也吸收了西周以来的这种思想和同时代的思想精华，所以孔子思想中，这种尚和的思想倾向，继承发展了中国早期的和同之辩的智慧。什么样的智慧呢？就是从西周到春秋末期的和同之辩，就认为差别性、多样性是事物发展的前提，不同的事物的配合、调和是事物发展的根本条件。只有这样，事物才能够生生不息，才能够不断发展。生命的不断发展，宇宙的生生不息，它的前提就是多样性和差别性的存在；否定多样性和差别性，只追求单一性，这种往往是强迫同一。而“和合”就包含着对于差异性、多样性的包容和宽容，这样的包容、宽容也正是今天我们所讲的民主价值的基础。

　　到孔子就正式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提出“和为贵”。“和为贵”表达了一种价值的选择和偏好。所以“和而不同”的思想比起早期的和同之辩来说，既肯定了差别又注重了和谐；需要在差别的基础上来寻求和谐，比早期的和同之辩，可以说更进了一步。孔子还认为“和”是君子的胸怀、气度、境界，孔子追求的“和”也是建立在多样性共存基础上的一种和谐观。

　　当然单独的“和”的观念很早就出现了。在儒家的经典《尚书》里面，提出“协和万邦”“以和邦国”，都是关于国与国之间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把“和”这种观念作为对外交往的一个基本对话和价值。所以中华文明世界观的对外交往，很早就确定了自己的价值理想。这个理想就是“和”，也就是和谐。孔子以后，在“和合”的这种观念的基础上，“和”的和谐意义更加突出了。刚才讲“守中”是以中庸排斥极端，“尚和”就是以和谐取代中庸。

　　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可以看到一个特点，就是不断追求和平共处的一个世界，这是我们几千年来持久不断的理想追求。60年前，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会议，形成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是主要倡导者之一，积极参与这个共识的达成，从中也可以看到中华文明的基本价值在当代仍然有深刻的影响。国家间的和平共处是人类的普遍理想，孔子思想产生在2500年以前，孔子思想和儒家思想，对于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主张基本就是尚文不尚武，尚柔不尚勇。孔子主张对于远方的世界应该“修文德以来之”，要发展文化的软实力，发展我们的价值来吸引外部世界建立友好关系。当然，“和”不仅仅是对外，和外部世界交往的基本价值，也是对内调整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的基本价值。

　　因此，孔子思想的主要道德精神可以用“崇德”来概括。具体表现为：把坚持道德重于一切，主张他者先于自我，强调道义高于功利，以中庸排斥极端，以和谐取代冲突。这些不仅仅是孔子和儒家思想的精髓道义，也必将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实践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继续发挥价值引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