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转变

　　弹指三十余年过去，而梦溪先生早已成为我国学术界一位标志性人物。他在四个方面的成果斐然：一是对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和人物的研究；二是对中国文化史和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三是对国学与六经的研究；四是创办中国文化研究所与《中国文化》杂志，以传播与传承中华文化为己任，三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渝。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是梦溪先生学术思想的自我转变阶段，这主要是由文学研究转向学术思想史研究。引导他发生学术转变的，乃20世纪的三位学术大师——王国维、陈寅恪和钱锺书。前后多年时间，先生心无旁骛、夜以继日地研读王、陈、钱的著作。先生的夫人陈祖芬老师写过一篇《不敢见钱锺书先生》的文章，其中说道：“在八十年代，如果你在北京的街头巷尾，看到一个人，或者在公共汽车上，或者在路上，在树下，在墙边，在任何地方，都拿着书看，这个人看的一定是《管锥编》或者《谈艺录》。”这显然非文学描写，而是饱含感情的纪实。梦溪先生自己也说，钱锺书的著作他的确读得很熟，每一本、每一篇至少都在三遍以上，读钱的笔记也有好多册。读陈寅恪、王国维亦然。

　　这些阅读促使梦溪先生开始了一项浩大的学术工程，即着手编纂“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精选晚清民国以来现代学者的著作44家、35卷、共2000余万字，1990年至1996年，积七年之功始竟其役。河北教育出版社于1997年将其出版，翌年获“中国国家图书奖”。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架构的中国现代学术知识谱系，不止于王、钱、陈，对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熊十力、马一浮、吴宓、傅斯年、冯友兰、金岳霖、张荫麟、陈梦家、张舜徽等20多位现代学术人物，均撰有专论或合论。而后又成《现代学人的信仰》一书。

　　马一浮研究则是梦溪先生新开出的一个学术个案，所下功夫仅次于陈寅恪研究，前后十年，最后问世了“以马解马”的学术专著《马一浮与国学》。先生说——

　　“我的学术兴趣中间发生了转移，我喜欢上了马一浮。本来是研究王、陈、钱，一旦进入马，其他就暂且推后了。马一浮在20世纪大师中，是学问最好的一位。史学和考据学方面，马一浮前面自当有人，但义理学，对中国思想义理的分疏方面，我看不出有谁能超过他。”

　　梦溪先生研究近现当代学术思想的最重要成果，首推他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写的总序，这就是著名的《中国现代学术要略》。1996年年底，当这篇总序以四个整版的篇幅在《中华读书报》刊载时，可以说引起学术界不小的轰动，老师硕学口耳相传，都说刘先生发表了“大文章”。

　　这篇“大文章”发表后的次年2月16日，在梦溪先生家召开了一次高规格学术恳谈会。戴逸、庞朴、汤一介、李泽厚、李慎之、余敦康、王俊义等学界大家悉皆到场，发言热烈，并伴以有趣的争论。戴逸先生在事先给先生的信里，对《中国现代学术要略》称颂有加，但发言时则径直指出，哪些是不能不回答的问题，还有哪些问题不宜忽略。庞朴先生说，此文最大的问题，是对前辈学者只有“仰视”，没有“俯视”，站在前辈的肩上著论才是合适的态度。余敦康先生则不认同庞的说法，提出已往的教育，恰好是只有“俯视”，未能“仰视”。李慎之先生为缓解气氛，说他既不“俯视”，也不“仰视”，而是“窥视”。

　　如今，李（慎之）、汤（一介）、庞（朴）、余（敦康）诸公都已作古，梦公府上那种高朋满座、大儒智辩的场景已不容易再现了。

　　十年后的2008年，《中国现代学术要略》由三联书店出版单行本，又十年后的2019年出版增订本，这是梦溪先生自成一家之言的学术史之作，重点论述的虽是现代学术与人物，但对中国传统学术亦以前四章的篇幅，多所论列，而且胜义纷陈，都是长期研思积累的创获。如说“学术思想是人类理性认知的系统化，是民族精神的理性之光”“既顺世而生又异世而立是学术思想的特点。转移风气、改变习俗，学者之理趣覃思与有不灭之功焉”，以及“学术思想的隆替与变异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壮观的一幕。就与历史行程的比较而言，可以说一代有一代的学术；但一定历史时期如果没有另外的学说与之颉颃和相互撞击，占据主流地位的学说内部便会分裂、内耗乃至自蔽”等等，都是令人警醒的创辟胜解。

　　由文入史

　　梦溪先生的学术历程，经过了“由文入史”和“由史入经”的过程。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前十年，是“由文入史”的过程，那么除《中国现代学术要略》《现代学人的信仰》以及更早的《学术思想与人物》之外，他的专门研究陈寅恪与义宁之学的三书，即《陈宝箴和湖南新政》《陈寅恪的学说》《陈寅恪论稿》，应是“由文入史”个案研究的重要成果。

　　《陈寅恪的学说》是对陈氏学说体系内部构造的疏解，《陈寅恪论稿》则是对陈氏学说体系外部学术触点的著论。值得注意的是，梦溪先生认为，作为史学家的陈寅恪，在他的著作中已经构建了一个历史文化学说的学术体系，其中包括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中体西用的文化态度、“有教无类”的文化与种族的学说、独特的阐释学和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等。

　　梦溪先生的“研陈”是将陈学和义宁之学结合起来的，既研究寅老本身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精神，同时亦研究他的家学渊源和义宁陈氏一族的优美门风。在“研陈”的同时，先生又研究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与陈氏关系最密切的王国维，知者称为“王陈并治”。他的《王国维与陈寅恪》一书据闻近期即将问世，不过从已读过的《王静安先生思想学行传论》《王国维与现代学术的奠立》《王国维的十重矛盾和最后归宿》三篇章来看，其搜罗材料之翔实、史实还原考证之细致和思想掘发之深入，均见出梦溪先生对现代学术开山王国维这一学术个案所作研究的眼界和功力。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梦溪先生特别注意寅老对诗中之史和史中之诗的深层发掘，以及对历史事件深层结构和历史人物心理结构的发覆索隐，并把此种关注扩展到对陈宝箴和陈三立的研究之中。最明显的是，他通过解读陈三立《散原精舍诗》中每年春秋两季赴南昌西山所写的述哀和祭墓等诗作，对陈宝箴系慈禧密旨赐死的公案有诸多发覆索隐，从而证实此一公案实际上是历史的本真。

　　《陈宝箴和湖南新政》的最后一章《陈宝箴之死的谜团及求解》，全文连同注释逾五万言，就是为彻底解此一案而设立的。特别是该章的第七节“慈禧的第二次杀机”和第八节“陈三立的倒后复帝活动”，其有关背景和史实的考订，特别透过陈三立诗文复活当事人的心理和场景，发现了许多单纯的史学考证所未及见的隐藏的历史面向。

　　梦溪先生见微知著、发覆索隐的功夫，为一些研究戊戌变法史的大家所推许。杨天石先生认为，梦公对《戊戌政变和陈宝箴之死》的考证，“思想严密，考证精细”，“是对近代政治史研究非常重大的贡献”。

　　这里还需提及梦溪先生的另一部著作——《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此书篇幅不大，不到十万字，但分量可是不轻。先生以孔子论狂狷的一段经典名言（“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作为全书的缘起和纲领，释证道：“‘狂’和‘狷’的特点，都是不追求四平八稳，只不过一个急促躁进，希望尽快把事情办好，一个拘泥迂阔，认为不一定什么事情都办。‘狂’和‘狷’都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并据此提出：“孔子的狂狷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革新的甚至革命的意义。特别是‘士’阶层以及秦汉以后社会的知识人和文化人的‘狂者精神’，事实上已经成为艺术与人文学术创造力自我发抒的源泉。”

　　《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以其独特视角和创发精神，得到了海外学者的青睐，韩国Catholic大学韩惠京教授，本来正致力于把梦溪先生的《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翻译成韩文，但当她看到《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一书后，决定先翻译此书，并很快由韩国书坛子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发行，书名译作《狂者的诞生——中国狂人文化史》。梦溪先生在韩文版自序中写道——

　　“历史的哲学命题原来是这样：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狂狷了，也就是人的主体意志的自由失去了，那么这个社会也就停滞了。但狂有正、邪：狂之正者，有益于世道人心；狂之邪者，亦可为妖。所以需要‘裁之’。正是在此一意义层面，中庸、中道、中行可以成为节制狂狷的垂范圣道。它可以发出天籁之音，警示在陷阱边冥行的人们，左右都有悬崖，前行莫陷渠沟。太史公岂不云乎：‘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其实宇宙人生的至道，都是可参可悟而不可施行的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