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电影这件事和成功没有关系，重要的是到底有多爱电影

        电影在什么时候上映，是在国庆档还是春节档？同期有哪些强劲对手？会不会遭遇“好莱坞大片”……

        对于这些问题，宁浩向来是不太敏感的。在他看来，绷着脸叫大家伙儿都来电影院支持国产电影是件挺不好意思的事：“道德绑架观众，挺没劲的。”

        好莱坞也好，大片也罢，不管有没有和自己的电影“碰撞”，它们就在那里。宁浩始终相信：“有些作品只有中国的创作者能写出来，只有中国的导演能拍出来。国货当自强！”

        解放周末：从《疯狂的石头》到《疯狂的赛车》再到《疯狂的外星人》，您的作品始终关注当代中国，具有强烈的本土色彩。这背后的缘由是什么？

        宁浩：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活法，比如喝茶、吃中药。这些传统和习俗是我们千百年来的生活方式，并不能够“一言以蔽之”。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在某些方面相对落后，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开始怀疑传统文化。

        我觉得，在今天，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文化特性。为什么要文化自信？因为文化就是我们的活法，文化的存在支撑了我们绵延几千年的文明的存在。一个民族如果连自己的文化都不信，那还能信什么？

        说回到电影，如果我用好莱坞的叙事体系去拍《疯狂的外星人》，那就不对味儿了。好莱坞叙事体系源自于它的历史和文化。它有西部开发的历史，有航海精神，歌颂希望，追逐个性；而我们中国歌颂的是坚韧和百折不挠，就像主人公耿浩在片子里说的，“活人不能被尿憋死”。

        可能有人会说我“土”，但我本来就是喝疙瘩汤长大的，为什么要拍洋气的玩意儿？

        解放周末：无论是《心花路放》《疯狂的外星人》，还是《我不是药神》，主人公都是郁郁不得志的小人物。为什么对这样的人物情有独钟？

        宁浩：我一直在思考：一个人该如何面对自己，和自己的关系是什么；尤其是在遭遇挫败，比如情感和社会身份上的挫败之后，作为一个落伍的人，该怎么看待自己；如果落在后头，怎么寻找自己的价值？

        《疯狂的外星人》里，我们谈到了阶层尊重的问题。耿浩和大飞看似是落寞的、落后的，他们的行为是令人发笑的，但就是这样的人，最后用白酒和副食品搞定了外星人。他们也有拯救世界的能力和魅力，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值得被尊重的。《我不是药神》也是一样，主人公程勇在拯救别人的过程中一步步完成了自救。

        在现实生活中，我发现很多人都被所谓成功的焦虑压迫着。这已经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或者说要达到怎样的物质水准，而是大家时刻处在一种竞争的状态下，一路向前狂奔。一旦进入这种赛跑式的程式里，人性容易被异化，缺乏安全感，却怎么也停不下来。所以我的关注重点是，那些看似被时代抛弃的小人物怎样看待自己的价值、实现自己的价值、体味真实的生活。

        就我个人而言，拍电影这件事和成功没有关系。重要的是到底有多爱电影。如果非常热爱，哪怕很艰难、没有希望也会去拍。我最开始拍电影的时候都不知道拍完会不会有人看，也不知道要到哪里放映，更没想过接下来要去哪里拍，只知道如果喜欢，那拍出来就完了。

        解放周末：最近，您作为七位导演之一，参与拍摄了国庆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电影监制黄建新将电影的主题概括为“历史瞬间、全民记忆、迎头相撞”。操作这样的题材，您还是从小人物入手？

        宁浩：对，每个导演一人拍15分钟，我还是从小人物的视角切入，讲述一段跨度为10年的故事。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温暖的视角。

        影片的名字叫“我和我的祖国”，意味着我们讲的不是一个整体的故事，而是展现在巨大变革和时代洪流中个体与祖国的联系。我想，身为中国人，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自己与国家命运相连。

        电影市场的舞台搭好了，就看大家能唱出什么好戏来

        宁浩并非学院派出身。

        事实上，在正式成为电影导演之前，他干过五花八门的活儿：当过自行车装配工；干过舞台美术设计，搞过广告设计；混过乐队，办过培训班；当过摄影师，拍过广告片、MV、独立电影……

        丰富的人生经历给宁浩的创作提供了不少素材，也让他成为合作伙伴眼中“特别接地气”的人。

        有年轻编剧说，自己之前是个挺“仙儿”的人，和宁浩一起工作之后，最大的收获就是勤奋和踏实的态度。

        解放周末：您怎么看待自己之前的工作经历？它对于您后来从事导演工作有什么帮助？

        宁浩：我之前做的事比较多、比较杂。我认为那些工作都是一种训练。因为做了这些事，训练出了一些方法论；之后做另一些事情的时候，这些方法论就用得上了。所以我觉得，多做点尝试挺好的，可以促进一个人的成长，帮助自己触类旁通，更好地学习如何生活、如何创作。

        解放周末：有人说您是“完美主义的处女座”，拍摄时对细节特别较真，一定要达到自己的标准。但电影上映之后，又对网友的评价和反馈不太放在心上。为什么？

        宁浩：把自己能掌控的部分专注地做好，剩下那些不能掌控的就随它去。我觉得观众在我的电影里看到哪一层就哪一层，如果只能体验到娱乐也没关系，寓教于乐，总好过光是说教。

        评论是一个很科学的东西，比如绘画评论和音乐评论，它有专业性，有很高的门槛，是需要时间慢慢来建立一个理性的体系的。现在有关电影的各个角度、各种目的的言论太多了，有些时候甚至是情绪化的表达，如果这样的话，其实不必太关注这个问题。

        解放周末：过去这些年，中国电影行业发展迅猛。现在的导演，和您当年作为新人导演相比，面对着哪些不同？

        宁浩：这十几年来，中国电影市场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记得自己拍第一部电影《香火》的时候，整个剧组只有7个人，放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当年《疯狂的石头》上映的时候，全国只有几千块银幕，现在已经突破了6万块，有十几倍的增长。那时，有观影习惯的人比较少，观影人群主要集中在文艺青年、知识分子的圈层；而现在，观影人群向所有层面辐射。很多人从不看电影到开始看电影，还有很多人把看电影作为一种生活方式。随着电影市场的扩大，满足各类观众不同需求的影片也越来越多。

        这就是中国电影赖以生存的土壤。有了这样肥沃的土壤，才会有各种各样的人才投入电影创作当中。对如今的导演来说，电影市场的舞台搭好了，就看大家能唱出什么好戏来。

        解放周末：近年来，中国电影工业化的关注度很高。您也通过《疯狂的外星人》这样的电影，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探索。有何感受？

        宁浩：电影工业化是中国电影产业体系的宏观问题。我个人感触比较深的是，我们不能完全照搬美国电影工业流程，因为那套电影创作、管理方法是适用于西方文化系统的。对我们来说，需要找到既现代又符合中国人情感方式的电影工业流程，而这个摸索的过程需要时间。

        近年来，我们也感受到了上海在打造成熟电影工业体系和推进全球影视创制中心建设方面的努力。从历史上看，上海是中国电影的诞生地，也有尊重契约的文化基因。另一方面，对于电影从业者，这座城市也有很强的服务性，沟通非常顺畅。比如上海有专门的影视摄制服务机构，提供一站式服务，有问题找他们，一下子就全给解决了。

        我相信，任何东西只要坚持不懈地干下去，一定能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