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城市经济发展看，中国处在迈向高收入国家的跨坎期

　　当前，中国的转型正处在“一脚门里，一脚门外，重心在外”状态，虽然少数城市跨入高收入的门槛，但多数城市距离门槛尚远。

　　（一）城市转型扩散是国家转型成功的途径和希望

　　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需要收入增长和结构升级。从城市和区域角度看，经济发展每次升级都要经历空间极化和空间扩散两个历史阶段，即先是少数城市聚集全国要素实现率先突破，多数城市因为资源流失导致发展缓慢，进而先发城市因为成本上升逼迫自身升级并导致要素扩散，从而带动国家整体升级与转型。

　　中国出现了令人惊喜的转型扩散。一些中心城市已经跨过高收入社会的门槛。在收入方面，2018年剔除东营和鄂尔多斯两个资源型城市，中国大约有12座城市人均GDP超过两万美元。除4座一线城市外，部分的二线城市和东部部分三线城市也进入了高收入行列。

　　在产业方面，虽然多数城市的产业升级依旧步履蹒跚，但在一线城市深圳、上海、北京的产业高端化背后，杭州、南京、武汉、成都、合肥、长沙等二线城市通过与一线城市互利合作或者开展产业和要素转移，也走上了产业升级之路。

　　在要素方面，一线城市在实现创新要素提升的同时开始向外扩散。分析2016年PCT国际专利受理量发现：深圳的国际专利受理量高达19647件，占全国总量42173件的47%。四座一线城市PCT国际专利受理量占全国的70%，表明一线城市聚集全国绝大多创新要素和创新能力。

　　分析人才流动可以发现，2016年四季度到2018年第一季度，二线城市杭州、长沙、成都、西安等城市人才净流入处在全国前列，这不仅是二线城市率先发起抢人大战的结果，也是一线城市人才转移的结果。人才流动新趋势显示出要素扩散和转移趋势。

　　局部扩散将支撑我国迈入高收入国家。从城市视角观察，未来15年，中国将通过中心城市带动逐步实现局部到全面升级。在一线城市完成全面转型升级后，二线三线城市实现转型升级，从而使不少城市进入高收入水平。

　　改革开放40年发展积累了中国转型的坚实基础，尤其是人力资源的积累。40年全日制普通高校培养的大学生接近1亿人且仍以年均700万左右规模持续增长。

　　（二）以市场取向改革促进动力转化和转型扩散

　　高收入社会是现代化的核心标志。未来经济的核心目标是确保整体国民人均收入在1.2万美元的台阶上稳步提升，产业发展迈入中高端。在城市层面，多数城市跨进了高收入门槛，转型从局部扩散转向全面扩散。

　　以市场化改革迎接高收入社会到来。高质量增长和经济转型，只有通过市场化改革来实现。首先，市场化改革创造制度红利。即经济主体积极性再度迸发，资源配置的优化和充分的效率提升。其次，关键制度改革造就人才红利。再次，人才红利带动其他红利。当人才红利获得释放时，因为人才使得资金、劳动力可以回流，资金、劳动力、土地可以再增值，原来消失的资金和土地红利也可以重新出现。

　　三、从区域关系看，中国进入城市区域荣衰的博弈期

　　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区域经济正处在“南北分化”和“东中收敛”博弈期。

　　（一）中部崛起显示出区域从集中聚集向局部扩散的积极转变

　　基于要素和环境空间异质性的现实，区域经济不可能完全同步。无论经济增长或结构升级，每一阶段一般都将经历从中心到边缘、从聚集到扩散的梯度发展过程。

　　东部中心向中部扩展。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的空间格局两度重塑。1978年到2013年间，曾经贫穷的东南沿海城市持续崛起成为中心，曾经繁荣的东北及中西部龙头中心不断衰退成为边缘。2013年以来，由东部地区及其近邻中部地区构成的区域，北至京呼线，东南临海，西抵东经110度经线附近山区绵延带的网络状城市体系，聚合成“一网”的趋势愈发明显。与此同时，伴随着中部地区人口的持续流入，中部地区的人口占全国的比重开始回升，东中部地区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更是达到了63%。东中部地区已经成为中国人口的主要承载地，“东中一体”趋势初现端倪。

　　（二）南北分化加剧，影响区域转型扩散进程

　　南北分化持续加剧。在中国区域经济由聚集转向扩散的过程中，南方（东南和西南）经济持续向好，北方（东北、西北和华北）经济持续放缓。区域格局从之前的东西分化逐步转向南北分化。若大致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划分中国南北方，可以发现2018年中国省区GDP增速总体上呈现“南高北低”态势。

　　（三）目标与对策：以“东中一体”应对“南北分化”

　　区域全面繁荣是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未来区域发展的核心目标是每一区域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以确保稳健发展和持续转型，各区域之间分工合作、相互协调确保共赢发展，更多的区域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以“东中一体”应对南北分化。首先，实施“东中一体”战略。让东中部地区在相互分享中促进中部地区持续崛起和转型，也推动东部进一步升级发展。其次，加快筑牢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长江防线，进一步推进黄河、珠江、淮河、汉江等重点流域经济带上下游间开展更高层次的区域合作。再次，通过多个经济区一体化战略，扩散中心城市的外溢效益，带动边缘地区发展，从而进一步扩大繁荣地区范围，压缩衰退地区范围，带动衰退区域板块走出经济社会的发展低谷。